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祖父学韩，父受祺，恩贡生，母胡氏。文治幼承家学，6岁，与祖父同榻，“夜抵足，口授诸经，吚唔之声，或达丙夜”。（《茹经堂文集》初编）其母亦亲授书诗，督课甚严，“髫龄，常禀慈训，四书唐诗皆吾母口授，至今油灯凉月之影，刀尺讲读之声，仿佛犹在耳目间”。（同上书，二编）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秀才，时年15岁，就学于太仓理学家王紫翔门下，王主张通经致用，教其读朱子书及唐宋文，由是对性理之学渐有心得。17岁与郁氏结婚，同年中举人，此后，两次赴北京会试，均落第。光绪十年（1884年）至十三年（1887年），在江阴南菁书院学习，院内多著名学者。唐文治习业四年，得良师益友的陶冶，从院长定海黄以周学经学、小学。黄以周教以“学问必由积累，初无顿悟之方，而积累全在静专，亦无袭取之道”（同上书，初编），又在书院协助王先谦校对《皇清经解续编》。他读书勤奋，在理学、经学方面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以后唐文治还遇到两位重要的师友，一是沈曾植，对唐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一是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与论文章义法，唐对吴极为心折。

唐文治离开南菁书院后，曾赴天津就馆塾。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中式，座师翁同龢评其卷：“经生之文，有静穆之气，此作是也。经艺渊博，不使才锋，策赅博。”殿试列二甲第一百五十名，派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后调云南司主稿、北档房总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办事勤恳认真，二日至户部，又二日至总署，公务十分忙碌。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为借款、筑路、划分势力范围，对清廷讹诈勒索，经常到总署吵闹。唐文治随许景澄办事，“许与公使辩论，命余缮记问答函牍、疏草，杂还旁午，时辄招余佐理”（同上书，二编）。为了办好外交，他专心阅读外交档案、条约原稿、文集笔记，并自学俄文，亲自翻译俄文的机要电文。由于长期在油灯下读书、撰稿、翻译，故目力受伤，晚年遂成瞽眚。

唐文治和翁同龢的关系很密切。翁是唐的座师，又担任户部尚书、总署大臣，唐文治是其属僚。翁同龢请唐为西席，教翁的嗣曾孙读书，故唐的政治观点和翁一致，站在帝党一边。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溃败，清廷屈辱求和，帝党官吏纷纷上书主战。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唐文治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主张抵抗与变法结合起来。他说：“方今中国之积弱，非一朝一夕之故，苟非举宿昔之弊，一切扫除而更新之，则万不足以固邦本而御外患。”要求清廷“破除常格，改易新政”。他提出八项主张：一、正人心、别流品；二、务刚断、严赏罚；三、奖气节、去阘冗；四、正官常、破资格；五、拔贤才、变科目；六、改武科、用火器；七、联邦交、简使臣；八、塞漏卮、节浮费。并指出，“在外之大臣，且尾大不掉，至于欺君误国”，“在内之宦官，且有勾结无赖，弄权窃柄”（《茹经堂奏疏》）。矛头直指慈禧太后所重用的李鸿章和李莲英。《马关条约》签订时，他又代替太仓举人张仲虎等草拟奏折，反对议和，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唐文治早年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立场。

戊戌变法前夕，他上《谨殚竭血诚以维国脉折》并附《请停止搜刮之政片》，痛陈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今我纵不爱此尺寸之土，又何忍以芸芸之苍生，神明之遗胄，俾之沦于异类，畀诸豺虎”，要求停止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上以培朝廷之元气，下以保黎庶之生命”（同上）。又代沈曾桐草拟《谨陈管见以固人心折》，鼓吹改革，主张“仿欧洲各国之例，集思广益，折中舆论，以多者为胜”。他的议论和维新派很相似。

百日维新前夕，翁同龢被罢官回籍，帝党势力削弱。翁离京时，唐文治至车站送行，依依惜别。此后，唐文治埋头户部和总署的日常事务，没有直接参加变法活动，但始终同情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守旧派正在全面反扑，欲尽废学堂。唐文治写信给友人说：“不学无术之徒，乘间抵隙，臆决唱声，方欲尽撤天下之学堂，藉以涂饰生民之耳目，而以自文其固陋。”“学堂之在今日更有不容不设之势，并有不忍不设之情。”（《茹经堂文集》二编）表现了在逆境中维护新政、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唐文治随同奕劻办理和约交涉。因义和团运动中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派户部侍郎那桐赴日本道歉，唐文治作为随员。回国后，唐文治代那桐撰写《奉使日本记》及《东瀛日记》，称道日本维新富强之效，主张“取日本之所强而弃其所短，权其本末轻重，缓急先后之序，次第行之”（同上书，初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国和葡萄牙交涉修改条约，葡未参加八国联军，没有获得庚子赔款，但中国在整顿关税中，加重了葡方进口税。葡公使甚为不满，要求扩大澳门租借地，唐文治力主驳斥葡方要求，保全了主权。同年，又随同固山贝子载振赴英国参加英皇爱德华的加冕典礼，并游历比、法、美、日等国，环绕全球，历程8万里，为时170天。回国后，写《由英回京条陈》，认为西方致治保邦之方“其中切近易行，为中国所万不能缓者，厥有三事”：一为兴商务，是“民生命脉所关，箴膏起废之良药”；二为办路矿，“可以收海外之资财，拯斯民之困厄，通四方之风气，辟数世之利源”；三为开学堂，“国运隆污必与学校盛衰相消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唐文治任右丞，后改左丞，升左侍郎。他认为：“我国商情涣散，非尽力提倡，断难振兴。”在任职期间，他宣布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规定“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借图私利”（《唐文治年谱》）。他手定《商部章程》，商部下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并制定了保护和奖励实业的《商勋条例》、《商律》，这是我国最早的工商法规。他又提倡设立商会，先在北京、上海设总商会，逐渐推广。他任职期间，全国各地所设总商会、分会已有46处。又设立农工路矿公司、勘矿总公司，接收和经营京师工艺局，创设高等商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农事试验场，使一大批民办企业在商部登记注册，从各方面努力发展工商业，保护民族资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署理尚书。同年，其母逝世，唐丁忧回籍，从此脱离了官场，转向教育事业。

唐文治十分重视教育，以兴学为救国之要务。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说：“自学校衰而人心薄，居民上者当务之急，或不暇注意于此，庸讵知人才之兴废，乃国家盛衰之机。”（《茹经堂文集》二编）后来又说：“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又人才之命根也。”（王桐荪《试述唐蔚芝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因此，唐丁忧离京，返回南方，即绝意仕进，致力于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任上海实业学校（原名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翌年，被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实业学校改名南洋大学，后又改称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唐一直担任校长达14年之久。1920年，因目疾辞职，次年，该校又改名为交通大学。原来的南洋公学规模狭小，校务废弛。唐文治任职期间，大力整顿，扩充规模，改革教学，除原有铁路一科外，又增设电机、航海、土木、铁路管理等科，聘请外籍教师，增开课程、建立实验室、派遣留学生。他提出：“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周宗湘、刘露茜：《唐文治对发展我国近代高等工科教育的建树》）在唐文治等的努力下，交通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所多学科性的工业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

1920年后，唐文治定居无锡。时施肇基捐资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聘请唐为馆长。这是一所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高等学校，唐文治标举学校宗旨为“正人心、救民命”，“务以砥砺品质、躬行实践为宗旨”，“发扬吾国固有之文明”。（《茹经堂文集》初编）他汲取了西方学校和我国传统书院的优点，延聘名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十分注意提高教学质量，树立良好学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反对日本侵略，强调“明耻教战”，亲书匾额“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悬挂校中，鼓舞学生的斗争精神。他亲自授课，担任经学、国文课程教师，编写教材，博及群经，融会汉宋，著述宏富。晚年专授“读文法”课程，分析文章义法，辨明阴阳刚柔之理、抑扬顿挫之致。在他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许多知名的文史专家。抗日战争爆发，无锡国专迁往长沙、桂林，唐文治年逾古稀，双目失明，仍随校辗转内地，历尽艰难，表现了他热爱祖国与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后归居上海租界中，创设“国专”上海分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专”迁回无锡。解放前夕，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他和张元济联名写信，刊登报端，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1949年新中国诞生，无锡国专改为中国文学院，后并入苏南文教学院，院系调整时又并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唐文治一直担任名誉教授。1954年4月因病逝世，享年89岁，其著作有《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