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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小传
作者:戴逸 责编:

来源:戴逸:《语冰集》  发布时间:2017-11-14  点击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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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祖父学韩,父受祺,恩贡生,母胡氏。文治幼承家学,6岁,与祖父同榻,“夜抵足,口授诸经,吚唔之声,或达丙夜”。(《茹经堂文集》初编)其母亦亲授书诗,督课甚严,“髫龄,常禀慈训,四书唐诗皆吾母口授,至今油灯凉月之影,刀尺讲读之声,仿佛犹在耳目间”。(同上书,二编)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秀才,时年15岁,就学于太仓理学家王紫翔门下,王主张通经致用,教其读朱子书及唐宋文,由是对性理之学渐有心得。17岁与郁氏结婚,同年中举人,此后,两次赴北京会试,均落第。光绪十年(1884年)至十三年(1887年),在江阴南菁书院学习,院内多著名学者。唐文治习业四年,得良师益友的陶冶,从院长定海黄以周学经学、小学。黄以周教以“学问必由积累,初无顿悟之方,而积累全在静专,亦无袭取之道”(同上书,初编),又在书院协助王先谦校对《皇清经解续编》。他读书勤奋,在理学、经学方面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以后唐文治还遇到两位重要的师友,一是沈曾植,对唐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一是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与论文章义法,唐对吴极为心折。

唐文治离开南菁书院后,曾赴天津就馆塾。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中式,座师翁同龢评其卷:“经生之文,有静穆之气,此作是也。经艺渊博,不使才锋,策赅博。”殿试列二甲第一百五十名,派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后调云南司主稿、北档房总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办事勤恳认真,二日至户部,又二日至总署,公务十分忙碌。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为借款、筑路、划分势力范围,对清廷讹诈勒索,经常到总署吵闹。唐文治随许景澄办事,“许与公使辩论,命余缮记问答函牍、疏草,杂还旁午,时辄招余佐理”(同上书,二编)。为了办好外交,他专心阅读外交档案、条约原稿、文集笔记,并自学俄文,亲自翻译俄文的机要电文。由于长期在油灯下读书、撰稿、翻译,故目力受伤,晚年遂成瞽眚。

唐文治和翁同龢的关系很密切。翁是唐的座师,又担任户部尚书、总署大臣,唐文治是其属僚。翁同龢请唐为西席,教翁的嗣曾孙读书,故唐的政治观点和翁一致,站在帝党一边。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溃败,清廷屈辱求和,帝党官吏纷纷上书主战。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唐文治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主张抵抗与变法结合起来。他说:“方今中国之积弱,非一朝一夕之故,苟非举宿昔之弊,一切扫除而更新之,则万不足以固邦本而御外患。”要求清廷“破除常格,改易新政”。他提出八项主张:一、正人心、别流品;二、务刚断、严赏罚;三、奖气节、去阘冗;四、正官常、破资格;五、拔贤才、变科目;六、改武科、用火器;七、联邦交、简使臣;八、塞漏卮、节浮费。并指出,“在外之大臣,且尾大不掉,至于欺君误国”,“在内之宦官,且有勾结无赖,弄权窃柄”(《茹经堂奏疏》)。矛头直指慈禧太后所重用的李鸿章和李莲英。《马关条约》签订时,他又代替太仓举人张仲虎等草拟奏折,反对议和,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唐文治早年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立场。

戊戌变法前夕,他上《谨殚竭血诚以维国脉折》并附《请停止搜刮之政片》,痛陈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今我纵不爱此尺寸之土,又何忍以芸芸之苍生,神明之遗胄,俾之沦于异类,畀诸豺虎”,要求停止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上以培朝廷之元气,下以保黎庶之生命”(同上)。又代沈曾桐草拟《谨陈管见以固人心折》,鼓吹改革,主张“仿欧洲各国之例,集思广益,折中舆论,以多者为胜”。他的议论和维新派很相似。

百日维新前夕,翁同龢被罢官回籍,帝党势力削弱。翁离京时,唐文治至车站送行,依依惜别。此后,唐文治埋头户部和总署的日常事务,没有直接参加变法活动,但始终同情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守旧派正在全面反扑,欲尽废学堂。唐文治写信给友人说:“不学无术之徒,乘间抵隙,臆决唱声,方欲尽撤天下之学堂,藉以涂饰生民之耳目,而以自文其固陋。”“学堂之在今日更有不容不设之势,并有不忍不设之情。”(《茹经堂文集》二编)表现了在逆境中维护新政、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唐文治随同奕劻办理和约交涉。因义和团运动中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派户部侍郎那桐赴日本道歉,唐文治作为随员。回国后,唐文治代那桐撰写《奉使日本记》及《东瀛日记》,称道日本维新富强之效,主张“取日本之所强而弃其所短,权其本末轻重,缓急先后之序,次第行之”(同上书,初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国和葡萄牙交涉修改条约,葡未参加八国联军,没有获得庚子赔款,但中国在整顿关税中,加重了葡方进口税。葡公使甚为不满,要求扩大澳门租借地,唐文治力主驳斥葡方要求,保全了主权。同年,又随同固山贝子载振赴英国参加英皇爱德华的加冕典礼,并游历比、法、美、日等国,环绕全球,历程8万里,为时170天。回国后,写《由英回京条陈》,认为西方致治保邦之方“其中切近易行,为中国所万不能缓者,厥有三事”:一为兴商务,是“民生命脉所关,箴膏起废之良药”;二为办路矿,“可以收海外之资财,拯斯民之困厄,通四方之风气,辟数世之利源”;三为开学堂,“国运隆污必与学校盛衰相消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唐文治任右丞,后改左丞,升左侍郎。他认为:“我国商情涣散,非尽力提倡,断难振兴。”在任职期间,他宣布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规定“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借图私利”(《唐文治年谱》)。他手定《商部章程》,商部下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并制定了保护和奖励实业的《商勋条例》、《商律》,这是我国最早的工商法规。他又提倡设立商会,先在北京、上海设总商会,逐渐推广。他任职期间,全国各地所设总商会、分会已有46处。又设立农工路矿公司、勘矿总公司,接收和经营京师工艺局,创设高等商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农事试验场,使一大批民办企业在商部登记注册,从各方面努力发展工商业,保护民族资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署理尚书。同年,其母逝世,唐丁忧回籍,从此脱离了官场,转向教育事业。

唐文治十分重视教育,以兴学为救国之要务。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说:“自学校衰而人心薄,居民上者当务之急,或不暇注意于此,庸讵知人才之兴废,乃国家盛衰之机。”(《茹经堂文集》二编)后来又说:“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又人才之命根也。”(王桐荪《试述唐蔚芝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因此,唐丁忧离京,返回南方,即绝意仕进,致力于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任上海实业学校(原名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翌年,被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实业学校改名南洋大学,后又改称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唐一直担任校长达14年之久。1920年,因目疾辞职,次年,该校又改名为交通大学。原来的南洋公学规模狭小,校务废弛。唐文治任职期间,大力整顿,扩充规模,改革教学,除原有铁路一科外,又增设电机、航海、土木、铁路管理等科,聘请外籍教师,增开课程、建立实验室、派遣留学生。他提出:“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周宗湘、刘露茜:《唐文治对发展我国近代高等工科教育的建树》)在唐文治等的努力下,交通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所多学科性的工业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

1920年后,唐文治定居无锡。时施肇基捐资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聘请唐为馆长。这是一所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高等学校,唐文治标举学校宗旨为“正人心、救民命”,“务以砥砺品质、躬行实践为宗旨”,“发扬吾国固有之文明”。(《茹经堂文集》初编)他汲取了西方学校和我国传统书院的优点,延聘名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十分注意提高教学质量,树立良好学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反对日本侵略,强调“明耻教战”,亲书匾额“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悬挂校中,鼓舞学生的斗争精神。他亲自授课,担任经学、国文课程教师,编写教材,博及群经,融会汉宋,著述宏富。晚年专授“读文法”课程,分析文章义法,辨明阴阳刚柔之理、抑扬顿挫之致。在他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许多知名的文史专家。抗日战争爆发,无锡国专迁往长沙、桂林,唐文治年逾古稀,双目失明,仍随校辗转内地,历尽艰难,表现了他热爱祖国与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后归居上海租界中,创设“国专”上海分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专”迁回无锡。解放前夕,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他和张元济联名写信,刊登报端,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1949年新中国诞生,无锡国专改为中国文学院,后并入苏南文教学院,院系调整时又并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唐文治一直担任名誉教授。1954年4月因病逝世,享年89岁,其著作有《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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