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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张之洞
作者:戴逸 责编:

来源:戴逸:《语冰集》  发布时间:2017-03-16  点击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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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代理两江总督,晚年入军机处,直到1909年去世,享年72岁。他死后两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倒台。因此,他是清朝268年历史上统治阶级上层中最后一个死去的重要人物。

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有矛盾性格,他身上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当时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主义的东西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未死亡,还相当强大;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还没有成长壮大。旧的未死,新的方生,正处于过渡时期。张之洞的言论、行动、思想正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一方面,他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另一方面,他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他身上的这种矛盾,典型地反映了晚清的时代特征。

尽管他是一个矛盾人物,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说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后代的事情。他一生的政绩和事业是很突出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是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最积极的洋务派。他的成绩以办汉阳铁厂(即汉冶萍,武钢前身)为最重要。当时既没有经验,也缺乏经费,不懂科学技术,可以说张之洞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困难之大,问题之多,难以想象,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书信、奏折中可见大概。然而,他不畏困难和阻力,艰苦创业,面临诸多开拓者所必然面对的问题,终于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厂早七年)。张之洞完全可以不去费心建厂,他可以像其他官僚一样去当太平官,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但他不是这样,而是不畏困难,坚忍不拔。尽管他有许多失误,不懂怎么办工业,花了许多冤枉钱,走了许多冤枉路,但他那种坚持奋斗、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无怪乎毛主席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当然,他并不仅仅办一个汉阳铁厂,还建了湖北枪炮厂(当时最先进,直到抗战中仍用汉阳造的步枪),还有湖北四局。在张之洞的倡导带动下,湖北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仅次子上海,超过了广州、天津。

在教育上,张之洞开设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同时派学生留日学习。当时的官费留日学生中以两湖最多,占全国留日学生的四分之一,我们所熟悉的黄兴、宋教仁、蔡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之洞在编练新军上也有所贡献。他所编练的自强军成为甲午战后振兴军队的典范,和袁世凯小站练兵同时起步,他的湖北新军第六镇的军事实力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第六镇与北洋军队不同,它的思想很开明,所以革命青年大批涌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和主力。

虽然张之洞本人是个官僚,有其自身的局限,他开工厂、建铁路、练军队都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但结果却走到了反面,挖了清朝统治者的墙脚,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孙中山曾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他革了自己的命。不过,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数百人,有几个肯这样做事?谁肯去办实业、开学堂自讨苦吃,为筹措经费而弄得焦头烂额,到头来还得不到一个好。当时许多官僚认为张之洞在干傻事,讽刺他好大喜功,我们后人对他作为先驱者碰到的困难和作为开拓者所含的苦衷,应该更多地理解。他在任两广总督时,为办厂而订购好了机器,不料却又调任湖广。他的后任李瀚章是个讨厌新事物的大官僚,怕费钱费事,张只好带着工厂搬家。像李瀚章这样的官僚在当时占绝大多数,他们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我们后人宁可多要几个张之洞,多留几个工厂、学校,而少要几个李瀚章。

张之洞在反侵略战争中抱何种态度呢?我们可以说,他在一生中自始至终反对外国侵略,是个抵抗派、爱国者,这可从他在三件大事中的思想、主张和行动来考察。

首先是伊犁交涉问题。沙俄占伊犁,崇厚订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这个时候,张之洞协同张佩纶、陈宝琛带头反对,迫使清政府派曾纪泽改订条约。虽仍旧不平等,却也多少争回一些权利,应该说张之洞这种爱国的言行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其次便是中法战争。由于张竭力主战,清政府就把他从山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实际上由他主持战事。张之洞坚决抵抗,积极备战。他做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奏请朝廷起用刘永福。当时在是否起用刘永福的问题上有争议,张之洞主张重用,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给刘永福以正式官衔,封为记名提督,并发饷15万两。他还起用了老将冯子材,冯子材本来已退休在家,张之洞把他请出山,给以兵权,终于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另外,张之洞还大力支持刘铭传在台湾抗法,资助30万两饷银,并派粤军支援。在中法战争中,他不是统帅,但实际上是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可以说他的功绩是很显著的。

最后便是甲午中日战争了。他在战时已调代理两江总督,为了抗敌,他把两江、湖广的军队大批北调,并借款支援东北的抗战,态度很积极。待到马关谈判签约时,张之洞又坚决反对割台,他大胆陈奏声称:如果签约,"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锋芒直指慈禧、光绪。及至日本割台,台民激烈反抗之时,朝廷断绝对台支援,而张不顾禁令,由汇丰筹款援助台湾抗日,所以当时有人指责他,说台民"反叛"是他的主使。

在近代史上,身居高位、掌握一定权力的大臣坚决反侵略的很少,可谓凤毛麟角。林则徐、左宗棠较突出,张之洞也可算一位。他虽未带兵上前线,但一生站在抵抗派一边,在关键时刻,有言论、有行动,能考虑到民族利益,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张之洞本人是过渡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新旧思想冲突很鲜明。他是清朝大臣,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他崇奉儒学,维护纲常伦理,这两个方面贯穿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时代在飞速前进,他却跟不上时代,逐渐成为落伍者。戊戌维新时期是张之洞的一个转折点,这时的新旧冲突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本来支持维新变法,对康梁也很友好,特别是在湖广总督衙门接待当时仅为举人的梁启超,礼遇不亚上宾,实不寻常。另外,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最得意的弟子,跟张关系甚密,刘光第也是张所推荐。然而,张之洞和维新派之间渐生分歧,并走向了对立。开始仅是学术上的,张之洞对公羊学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政治分歧,反对"民权说",终与康梁反目。《时务报》主笔汪康年与梁启超之纠纷便反映了这种矛盾。后来,张之洞又著《劝学篇》反对维新派,并镇压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而自立军就是在康有为领导之下,以勤王为名搞武装斗争的军队。

总之,张之洞是个矛盾人物,他做了很多好事,办实业、筑铁路、开学堂、建新军。他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是坚决抵抗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这一点正是他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和李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但张之洞身上有许多旧东西,跟不上时代的前进而落后于时代。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物都是这种情况,从先进转向落后,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都是近代历史上的佼佼者,后来又都落后于时代,这是近代历史人物普遍存在的缺陷。新与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激烈交战,时代前进了,如不能及时抛弃旧思想,吸取新思想,适应新形势,就会走向保守、落后,甚至走向反动。

但无论如何,张之洞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功绩,值得肯定和纪念,至于他的局限和缺点,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得到解释,得到理解,不能够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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