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2、 1923年北平京师图书馆主任张宗祥（1882-1965年），组织200位“写手”团队，以所管理的从承德离宫调拨北平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为样本，抄补杭州文澜阁缺损书共计4497卷，董衆（字袖石）是北师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抄书，成为恩师张宗祥抄书团队的“副手”，得以深读文津阁《四库全书》之书。1926、1927年在北平，董衆个人挑班组织20人团队，借故宫藏文渊阁《四库全书》为样本，抄补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缺损77卷的同时，辑录出三千五百种文溯阁书的《书前提要》草稿，用了10年（1922-1931年）时间汇编成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绘制出《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两部巨著。

2017、 2018、2019年董袖石长女董大一携子女自辽宁省档案馆，搜索出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董衆用工笔小楷手写原稿59页原书的电子版复印件，有排版牌记是印刷排版的底稿，其中，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正文2页；《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全文30页，出台面世。工笔小楷手写真迹确认，《提要》《异同表》两部巨著是董衆辑录汇编作品：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排版原稿，即是董衆汇编的手抄本。

请学者审查认定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董衆的汇编人身份，该书应恢复董衆署名权。

关键词：董衆、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汇编者空缺

上编  董衆(潨)治学

董潨（简化为衆1892-1931年）字袖石，192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在校读书五年成绩一贯优秀。曾任国立北平京师大学堂、北平中国大学、奉天东北大学、奉天冯庸大学教授，他短暂的一生作过三件大事：一是追求真理忠贞中国革命事业，为振兴中华培养后继人才1；二是笃志研究《四库全书》，汇编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绘制《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撰写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三是1920至1931年，勘查、整理、抄补、保护、传播《四库全书》十年，劳而不辍。他热爱中华文化宣传革命捍卫理想，敢于抵制侵略坚贞不屈英勇献身，1931年被特务投毒暗杀，享年仅39岁。前辈的丰功伟业，后人铭记在心，永世传承。

董衆短暂一生成就斐然，但其人其事其书，鲜为人知。究其原因，与其被害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国破家亡民族危难时期。董衆付出一生心血保护传承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沦入伪满洲国日寇手中。董衆的孤弱妻女无力保护其身后遗著，终至1935年被汉奸金毓黻移花接木盗名出版。最新发现辽宁省档案馆藏董衆汇编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写原稿，以及《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的手绘图表两部真迹；沈阳故宫保存董衆撰《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石碑，都可作为董衆潜心研究《四库全书》卓有成就的明证。董衆研究《四库全书》诸多成果，因“九一八”事变突现，受到资料尚未公开局限，而1935年之后，三次出版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出版商中华书局、国图缩微中心，擅自添加“金毓黻等编”“郝君庆柏所撰”，造成署名谬误的两部《伪书》；并将民国初期，董衆等一代学者研究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成果功绩，错误地推迟至伪满时期，成为奉天图书馆成果。四库学界自然无人知晓董衆其人，研究董衆的成就与贡献。

辽宁省档案馆的保藏的尘封旧物，价值连城，请学术界重视，组织学力继续开发宝藏。

2017年《四库学论坛》会后，国内外文化界、四库学界对《四库全书》之研究，董大一继续到国内外相关机构，探查索取真实史料。本文首次介绍新发现的辽宁省档案馆藏董衆汇编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和绘制《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的手稿，向学术界提供正流清源补漏订讹，还原历史真相的资料。供有感的业界学者展开研究。

一、 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释义

董衆撰《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仅九百字，长女作为后人斗胆释义，引证六句《碑文》分析董衆在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中的参与及贡献。

（一）诸公力赞允于阁议（二）文溯阁书东归奉天（三）变乱转置整理亡残

（四）仿文澜例抄补文溯（五）依文渊书越载始成（六）知难且劳珍守永存

在沈阳故宫西路有《四库全书》藏书楼文溯阁，文溯阁院内的东墙壁上有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石碑2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来，国宝划归奉天省教育会（1928年改为辽宁省教育会）管理，董衆曾在辽宁省教育会兼职。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是张学良敦请领衔运复《四库全书》工作的董衆老师撰文，于1931年6月1日，由辽宁省教育会二位会长立碑，以兹纪念。

董衆撰《运复记》石刻碑文，有清二百年来文溯阁《四库全书》成书的历程，民国以来，随政治形势的起伏跌宕，文溯阁《四库全书》颠沛流离的遭遇。文溯阁《四库全书》1914年被段芝贵运到北平，碑文曰：“奉人士恒痛心焉，1925年张（作霖）上将军入京师” 几经辗转，从北京故宫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奉天的事迹。

（沈阳故宫西路文溯阁院内，《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1931年立碑）

（一）碑文曰“诸公力赞允于阁议 “

《运复记》碑文记述，欲“运复”《四库全书》需段祺瑞执政府议会“允于阁议 ”， “1925年索书，有张作霖、段祺瑞、杨宇霆、莫德惠、张学良、王永江、袁金铠、梁玉书诸公力赞，”得以运回。董衆参与了两项准备工作，联络议会，争取获得 “东归奉天”的《决议》；持《决议》，敦请内务部、教育部、古物陈列所等机构，执行批准的文书。

董衆是张作霖在北京为张学良聘请的国学老师，讲学之间，学良热诚地听取《四库全书》相关知识，接受董老师的建议，张学良作手令，董老师得以进入故宫保和殿，勘察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及附随资料。这个时期的董衆，学术基底丰厚、社会关系广泛，直接参与了多项相关文件、报告书函的起草工作。1925年7月20 日段祺瑞执政府“阁议通过交还文溯阁四库全书《决议》”，文溯阁四库全书确能返还奉天了，奉天省长公署拨款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于是，1926、1927年在北平，董衆借故宫里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蓝本，补抄文溯阁本的缺损，手工制书，万事俱顺。

（二）碑文曰“文溯阁书东归奉天”

董衆等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沈阳故宫(1925年)

1925年春夏，为“文溯阁书东归奉天”大规模的交接古籍国宝，董衆先行一步，早在6月已开始为勘查、整理、清点《四库全书》做准备工作。

运书，是奉天教育会精心组织策划的一整套大型协作活动，教育会长冯广民在奉天，董衆在北平、天津，为交接和运送《四库全书》做筹备组织工作，对外对内，关内关外的联络，与民国政府机构的交涉，安排人员，物资调配的准备；校勘古籍、清理点查《四库全书》印制清册，刻制印章的准备；制定长途运输计划，《四库全书》的造册包装装箱运送等。碑文记述了参与运复工作的人员，“于是电张元俊、汪芝云、赵纯来京，并奉人旅京者三十余人”协助工作。董衆任教的北京弘达学院师生三十余人，参与了清点交接及制作《清册》工作。正是在有计划的精心准备下，方能仅以“八日力，检收于保和殿”。

（右图，1925年8月在故宫保和殿门前交接文溯阁《四库全书》人员合影，右图，1900年保和殿全景，小川真一摄影）

众交接人员自1925年7月30日至8月3日，每天上午9点开始工作，至下午5时结束一天的劳作。实际清点、造册、交接、检收工作，只用了4个工作日便办理妥当，因为8月2日是周日，按惯例大家休息一天，本次交接工作效率之高，令后人叹服！

按照教育总长章士钊发来的“电文，未交以前，由教育、内务两部清理核对”。7月26日教育部派出十位人员：科长周树人、徐协贞、佥事杨廉、杨晋源、主事裘善元、部员高文祚、赵鹤年、张庆瑞、万德龢、张德勳3。京师图书馆馆员谭新嘉，书记李堃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存储于保和殿的管理人员，北京弘达学院师生三十余人等，自7月29日会同内务部人员等赴保和殿检查，於8月3日点竣。5日，点交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查收，遂起运返奉。

1925年7月30日，董衆率领北京弘达学院三十几位东北籍师生，按经、史、子、集分成四组，每组十余人，四组分别由内务部、教育部、古物陈列所人员照料指点，开始工作。一人启函，一人执原存清册点检书名及函数册数，名数既符即盖收戳於清册该书名之下，另有记录者将函上镌定之函数，函内所有之册数悉登簿中。复由一人将函数、册数另书一纸，俟一箱装毕置之箱内。更书若干箱及若干函至若干函於木箱上，然后加封。即易辨识又便点查，且使内外号数符合以防纷乱。四组于7月30日同时开始至8月3日四组同时完毕。

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详细记录，董衆团队在校勘、清点、造册、交接、检收工作中，制作了四种清册：《四库全书目录清册》四册，《经史子集装箱草册》四册，《总目函卷数目清册》一份，《考证函卷数目清册》一份。同时制作了《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缺失数目清摺》一份。《四库全书目录清册》记录部名、书名、函数、册数，并有验收戳记。董衆团队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目录数据，计经部960函（但内有两函有匣无书，又有书匣皆无，再有一函装书三种，缺二种，计二本），装127箱；史部1584函（但内有两函，有匣无书，又有一函，缺书一本，计一卷，又一函，缺书一本，计三卷，又《谧法》一书，注缺），装220箱；子部1584函（內缺《证治准绳》一本，《南齐漫录》无书），装213箱；集部2016函（內缺《玉兰集》，《雁门集》，《鲸背集》，又《西河集》內缺卷九十三至九十八，又《御制诗集》內缺三卷）， 装245箱；统上四部，共计6144函。又收到《四库全书与总目》共20函（內缺第五十一第五十二两卷）；《四库全书考证》12函，及分架图4册。装3箱；考证12函，装2箱；共6176函，装入810书箱。又收到四格书架六十一、六格书架五十，共计110。交接地点：北京故宫保和殿。

1925年7月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交接工程，董衆团队制作了《四库全书目录清册》、《装箱草册》，箱内有《明细》、箱外有《标识》，可谓琐细周到而硕果累累。查阅“财务报销清单”显示，6月印制了“黄边绿色文溯阁册本“五份。《四库全书目录清册》和《经史子集装箱草册》，相当于图书目录和检索索引，《四库全书目录清册》有部名，书名、函数、册数为图书目录，《经史子集装箱草册》为检索索引。董衆及奉天教育会人员已预见到，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奉天之后，至开箱陈列上架，还需要很长时间，为了随时掌握每种书的存放位置，精心设计了《清册》和《装箱草册》以及《箱外标识》和《箱内明细》。每当查寻某种书，首先在清册中查寻确认《四库全书》的部，类，书名，函数后，第二步在装箱草册中查寻保管箱号，第三步在箱外标识即可确认箱内书名和函数，第四步开箱后根据箱内明细确认有要查寻的《书目》后，再取出书籍，防止混乱并保护书籍不受折损。

《经史子集装箱草册》在运复、交接、运输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节点，都发挥着清点核查重要作用。交接工程于8月3日结束，次日即启程运输。8月4日，雇请脚夫搬运工将810个大木箱由保和殿扛运至北京故宫左液门外，8月5日请载重汽车和人力排子车起运至北京货车火车站，8月6日晚九时列车装载事毕，谨加封锁十一时起运。8月8日午夜1时半抵达奉天火车站，上午九时交奉天省公署接管，暂存于奉天省长公署后大厅，后转运至大东门内文（孔）庙，奉天省教育会旧址。

奉天《盛京时报》1925年8月9日报道

曰：“四库全书回奉：

琳琅十六万八千卷，确为中国旷古之文化的极大结晶瑰宝也。今闻《四库全书》运回奉天之耗，不啻完璧归赵。在奉省学界，欢忭雀喜， 固所当然耳。……。（记者傲）”

（三）碑文曰“变乱转置整理亡残”

提起“变乱转置”，要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三省说起，奉天故宫沦为俄国侵略军兵营，1905年前后日俄战争在南满一带打个不停，文溯阁是马厩，遗损大量国宝，包括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刻记录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缺损72卷的书目。张学良委任以董衆为代表的东北文士，为保护传承、修复整理、抄补文溯阁《四库全书》，付出了艰辛，取得巨大的成就。

1922年1923年二年里，董衆曾参与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有机缘熟读《简明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悉知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每篇《提要》，与《四库全书》相应书籍书前《提要》有差异，乃至完全不相同，不仅内容不同，甚至有的书名、卷数、著作者都不同。但是以坊间刻本《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勘查工具是民国初期最为有效可信赖的方法，为弥补《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差异对勘查缺损的影响，董衆团队创建了辑录提要与勘查缺损并行的工作方法。碑文明确记述了缺损书目“而是书以变乱转置而亡者，经部禮书纲目十卷，春秋列国世纪编一卷，春秋集传详说八卷，繙译五经四书七卷，瑟譜六卷，韶舞九成乐补一卷。史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錄十二卷，钦定盛京通志四卷，谥法四卷。子部證治准绳一卷，高齐漫錄一卷。集部鲸背集一卷，西河集九卷，御制诗集二卷，玉澜集一卷，雁门集四卷。计凡七十二卷”。

1926年董衆的团队，开始抄补文溯阁《四库全书》的16种72册缺损书页，每一卷原书，其文本很长，按大内水平补抄珍贵的书页，首要保证质量，每一运笔起落，要求准确均衡，每一字结构编排，必须端正饱满，精神集中尽心费力地抄写，俗话说慢工出细活。而辑录提要是自家的草稿，只要准确无误，加快速度效率很高。所以，抄补缺损与辑录提要两项浩大繁重的学术实践，历时五年始竣。

（四）碑文曰“仿文澜例” 抄补文溯缺损

董衆抄补文瀾阁《四库全书》缺损(1922年)

抄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古典文献流布的重要手段之一，抄补散佚书籍，一贯受到古代学人重视。1922年以文津阁书为样本抄补的文瀾阁《四库全书》，1926年以文渊阁书为样本补抄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缺损，其补抄本与原书同样珍贵，是《四库全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董衆自191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每周周日风雨无阻到京师图书馆，研究文津本《四库全书》，得到图书馆张宗祥主任（1882-1965字阆声）的精心指导。1922、1923年恩师张主任在京师图书馆，曾组织“写手”抄书，董衆是大学生兼职“写手”，力挺组织“写生”的工作，在张阆声氅下，参与组织写生二百人，“日夕以文津为蓝本抄补文澜本《四库全书》的缺损4“。两年里为“文澜本抄补达4497卷工作等 ，为多抄写之力，” 碑文中方有“仿文澜阁例”补抄文溯阁书缺损。

张宗祥撰《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记》，署名“补抄四库发起人兼总务干事张阆声”，刊载於《文字同盟》第五号第10页曰：“余之初擬补抄也，预计三万余金，三年竣事及竣工，金不及二万 时不及两年，疑之力，周君梦坡沈君冤（兼）士昆季张君菊生徐君冠南不间寒暑，日夕督写生二百余人，乃能成此，予虽总其成，实无力焉，独幸其成功之速耳”。  

（《文字同盟》第五号第254页，汉语日语双语杂志，北京发行）

董袖石与张宗祥主任师生的私交甚密，1931年学生董衆被害致死，张宗祥老师仍向教育部举荐董衆撰《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遗著。查《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有张宗祥信函12通，第41页，1933年8月24日张宗祥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来函曰：“援庵先生道席：教部以四库事相询，弟远处汉皋，寓无书籍，但阅其名单，大半相知，且在平者多。弟意人投一简，不能统一主张，不如汇集意见，归纳之后，公致一覆，俾早解决。弟所见开列如下：一、用四库未刊名，不如从董袖石、叶恭绰二先生之议，用罕传本名为当。”

1926年6月在北平，董衆和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制定了周密的补抄文溯阁《四库全书》计划。向故宫博物院提出申请，借文渊阁书为蓝本，聘请善书艺人士，租赁抄书用房，购进上等开化榜纸文房四宝，向奉天省财政厅报请抄补工程财经预算等。

1926年6月26日北京《世界日

报》第七版《教育界》发消息云：“奉天文溯阁所藏之《四库全书》残缺不少。造失者甚多，借故宫博物院文渊阁所藏者钞录填补云。”

董衆于1922年抄补过文澜缺损，第二次作补抄文溯缺损工程，有理有据科学地认定文渊阁书为三阁《四库全书》中“最”精者，选择文渊阁书为蓝本，向故宫博物院履行借阅手续，补抄文溯缺损工程顺势起步。

（五）碑文曰“依文渊书越载始成”

董衆抄补文溯阁《四库全书》缺损(1925-1927年)

《运复记》碑文曰；“乃以十五年夏，仿文澜阁例，请于故宫博物院，依文渊阁本，傭二十人补钞，以董潨、谭峻山董其事”， “越一载而始成”。关于选定蓝本问题，董衆在《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中记述到“又潨在北京校对補鈔文溯閣《四庫全書》，文渊閣爲《四庫全書》最精者，以坊間刻本校之，脱落章節字句甚夥，而文義以刻本爲善”。以“文渊閣爲《四庫全書》最精者，以坊間刻本校之” 早已考虑成熟。

1925、 1926、1927年董衆的团队，首先按二百年前四库馆大内原书的规格，购进上等文房四宝笔墨等资材，用开化榜纸印制朱色竖格，每半页八行，每行写二十一个字，纸张折页中线上鱼尾部刻印“钦定四库全书”呈朱色，准备抄书。人工小楷抄写全本全文的书页。它浩繁复杂又精细入微，暑天挥汗严冬瑟缩，不论春秋冬夏，日日月月一丝不苟，辛苦劳累越两年。最终将抄补好的瑰丽书页，请北京琉璃厂老店特艺工匠，仿内阁古本，手工装订。缺损书籍涉及经、史、子、集4部，因此订制了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绸质封皮。手工装订剪裁成文溯阁《四库全书》残缺16种72卷，补缀成书77卷。

董衆团队在勘查缺损时，创建并实施的，辑录书前提要，在补抄过程中得到继续并基本完成。董衆汇编《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是漫长的运复文溯、勘查缺损、补抄文溯的过程中，一篇一篇扎扎实实地积累形成的衍生品。

（六）碑文曰“知难且劳珍守永存”

《运复记》碑文曰“盖补修若是之难且劳也，然则有清纂修七阁书，其难且劳宁只千百倍于此”，“夫知其难且劳，而后知珍惜，知珍惜后是书方能永永保存”。补抄的文溯阁“书页”，极其精美考究，其字体既娟秀飘逸，又规格整齐；特别该夸耀的是，

（辽宁省图书馆藏董衆团队1925、1926、1927年补抄满汉双文《五经四书》《礼书纲目卷四十五》等文溯阁四库全书）

用毛笔小楷抄成的满汉双文《五经四书》的书页，家属鉴定是董衆亲笔遗迹。汉字书写得俊美而潇洒，满文向左右伸出的撇和捺，宛如幅幅梨花梅花的画卷，董衆手抄字迹，精美绝伦，胜过今日镌刻印刷品的细致划一。民初年间的学士们的抄补制书工艺，确实达到二百年前，御制内府写本水平。这批补抄的《四库全书》《善本》新书，今存甘肃省图书馆。其中的重复残本，如《西河集》《礼书纲目》《翻译五经四书》等，现存辽宁省图书馆。

1926年沈阳文溯阁藏书楼的修缮工程于11月竣工。

1927年董衆回归故里兼任奉天省教育会要职。补抄的新书在北京修补齐全，精心包装运送到奉天，先期存入奉天文庙的《四库全书》移回文溯阁藏书楼，《四库全书》排列书架陈列整齐光彩夺目。

1928年夏天在文溯阁藏书楼，董衆主持“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展示会”，敦请社会各界名士检阅参观。金毓黻在长春经商，特意前来参观，7月13日《静晤室日记》曰：“诣西华门省教育会，参观文溯阁贮藏《四库全书》，其款式、装潢一如文津阁本，余阅数帙，缮写亦精，楼下贮经，中层贮史，上层贮子、集，下层中部贮《图书集成》。此为刊本，装潢亦同《四库》。贮书之架系樟木制，其排列法一如清宫之旧。此书于民国初元运往北京，去年索回（应为1925年），复归原处，由教育会保管。”金毓黻首次近距离接触文溯阁《四库全书》。

1927年的书阁合一，董衆团队第三次清点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最终清点结果，发表在董衆撰《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5，《东北丛刊》1930年第六期。

一是 提纲列目分类编次的数据；1928年董衆开箱校勘整理归架。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入藏奉天故宫文溯阁藏书楼，首将补抄新书，按经、史、子、集补插进入文溯阁原书系列，实现了书阁合一。

二是在《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文章里公布入藏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数据：

“著錄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零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其中經部九百五十九函               五千四百九十三册史部一千五百八十四函           九千四百八十七册子部一千五百八十四函           九千零七十三册集部二千零十六函               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五册共六千一百四十三函，三萬六千三百十八册。此就文溯閣言也，但文溯閣經部残闕，確數待考。約二百四十萬頁，經部綠色綢皮，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枬木書匣，而匣内抽板皆樟木，全書用紙皆朱色畫成豎格，無横格，均係繕寫，無一印版字，此其所以貴也”（见《四库学》第一辑第77页6）。

1928年奉天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书阁合一，标志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传承进入新阶段。1930年董衆被委任为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十二名委员中仅董衆、陈思、卞鸿儒是学术界委员。

（辽宁省档案馆藏辽宁省长公署聘任第二届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公文及人名单）

1930年辽宁省公署敦聘袁金铠、吴家象、姬振铎、王化一、李象庚、汪兆潘、王光烈、孙国封、臧启芳、陈思、董衆、卞鸿儒”等十二位社会名人，为第二届《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

董袖石在《运复记》碑文结束语，谆谆嘱咐世人曰：“夫知其难且労，而后知珍惜，知珍惜而后是书方能永永保存，垂千古传万世，而不亡佚转置，则向之亡佚转置与今之补修，正天之所以曲正是书，而令人知珍守也”。董袖石那一代四库瑰宝保护人的毕生奉献和不竟事业，今日之四库学者承前启后，必将更上一层楼。

中编  金毓黻私占董衆治学成果

在沈阳，董衆领导 “抗议日军在东北国土增建铁路运动” 被特务投毒1931年6月致死。金毓黻以代为出版名义，由第一高中校长曲葵午经办，有金毓黻、孙彤书、傅某担保字据（文革抄家佚失）拿走董衆全部研究手稿、日记、出版费现金，包括1935辽海版文溯阁《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手抄本排版原稿。

二、 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和《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手写稿被发现

2016年、2017年、2018年，九十高龄笔者董大一，携儿子李彤女儿李菱三寻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故宫博物院进行调研。在辽宁省档案馆7，终于发现了董衆撰《四库全书书前提要》（2页）《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30页）两部手写稿。同时发现与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有关金毓黻撰《解题》（15页）手写稿，《钦定四库全书目录》（5页）和《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7页）共59页手写清稿。

（一）辽宁省档案馆的重大宝藏

发现的董衆撰《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和《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两部手写原稿，为考证董衆保护传承研究《四库全书》业绩，提供了新的文献依据;揭示了董衆辑录《四库全书》书前提要的方法;讲解了董衆在清点、勘查、补抄过程中，凝练出以四库全书原本和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比较，阐明其“异同”的学术创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现的5种手写原稿，为研究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的编纂、印刷、出版过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字依据。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二页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写原稿2篇，使用相同的定制印刷的稿纸，中缝上印有“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八个字，中缝下印有“文溯阁”三个字，中缝鱼尾纹下的右半页空白，备辑录《四库全书书前提要》者随时填写辑录书的部、类和书名，中国古籍图书，在右侧用白色珠线装订，自左向右翻页读书，保证开卷可现每一页书的书名。

被发现的《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定制稿纸，每半页纸印12列，每竖列印32扁格，可写入32个汉字。《四库全书书前提要》的书写格式为，右第一列从顶格开始书写辑录书名，占用一列；提要的正文，从第二列开始，各列均退两格以第三格取齐；没有标点符号不留空当；每种书的书前提要，不论篇幅长短，占用一篇稿纸；末尾有恭校上年月，有总纂官、总校官落款。北四阁尚存三种库书，“恭校上”时间各异，文渊本在前，次为文溯本，文津本殿后。书前提要的末尾，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的落款。在文溯阁、文津阁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印刷版书上，完全被省略砍去了。

（左图辽宁省档案馆藏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史部证书类《大金集礼》手稿，有纪昀、

陆锡熊、孙士毅、陆费墀落款。原稿格纸中缝上部写“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下部写文溯阁，右图印刷版）

《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工笔小楷手稿，正是董衆1925年至1930年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精查缺损补抄书页的同时，辑录《提要》汇编的手写稿。从手写稿的影印图像看，两篇稿纸的边缘都有很明显卷曲，说明手稿制作时间较早，被频繁使用的痕迹。纸张左右空白边，有线装装订的针眼留痕。

（二）发现董衆辑录《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等

被发现的《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是史部证书类《大金集礼》和子部谱录类《蟹谱》手稿。《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大金集礼》手稿稿纸上，有疑似排版者董承鈞注“此页重复”；《蟹谱》手稿稿纸上有疑似排版者关志云签名并注明有“分类错误”。《大金集礼》手写稿与印刷版比对：

1．《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写稿与《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印刷版的异同

被发现的《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写稿上，遗留排版者标注字迹。1935辽海书社的出版人金毓黻以《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为书名，排版印刷的是董衆团队辑录的《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将被发现的手写稿与1935版相应出版物比对，提要正文一字不差，但书名、有无落款、排版格式等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说明董众辑录提要并非以出版为目的，更未与辽海书社出版商，商议过排版的格式；所以，1935年出版人金毓黻任意编辑董衆手写原稿，印刷出版时，出现三项不同。

第一，书名称谓不同

董衆汇编的手抄本，定制稿纸上的书名称《四库全书书前提要》。1935年辽海版书名称《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金毓黻撰《解题》中涉及该书命名部分曰：“本书大名只称提要用示别於总目亦不从旧京人士之议加入原本二字”，提及书名要有别于“总目”和“原本”但未涉及“书前”二字。《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八个字，是董衆印刷定制稿纸写在中缝处的书名，必定经过相关人员周密思考确定。金毓黻在《解题》中未提及印刷底本原定书名，有些违反正常情理，封页之内外没有辑录者署名，超越出版常规。必须提出《解题》中未说明《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出版、印刷、排版底稿的来源，其原因或金毓黻并未参与汇编辑录，或金毓黻也未参与汇编辑录的准备工作，对定制稿纸、定名《四库全书书前提要》过程缺乏了解并无记忆。

第二，提要落款有无不同

两篇《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写原稿提要正文之后，抄录了“恭校上”时间和“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落款。《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排印了“恭校上”时间，没有排印总纂官等人名落款。

第三，排版格式不同：

定制的《四库全书书前提要》稿纸，每列三十二扁格，提要正文退两格对齐书写，每列写三十个字。《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印刷版规格，每列三十一个字，提要正文从上面退一格排印，格式不同。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在排版规格、选定字号上尽最大可能与《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同步，为便于校对，印刷版和手抄本底稿的每页列数相同，每列从上方仅退一格保持每列字数相同。这种排印规格，与同时代金毓黻为出版人的辽海书社出版其他丛书不同。。

2．《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稿上的排版《牌记》

《蟹谱》手稿稿纸上方有两个数字号码，左侧号码是归属部号16，右侧号码是页数46。写在《四库全书书前提要》《蟹谱》稿纸框外左侧空白处，毛笔字写有“关志云”三个字，疑似排版印刷者签名。鱼尾纹内手写史部类是分类有错误，正确部类为子部十六。发现错误后底稿被抽出，得以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在排版上尚有其他遗漏。例如《蟹谱》之后的《蟹略》被作为补遗排印在一百一十四卷之后。

（左图辽宁省档案馆藏《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钞原稿，子部谱录类《蟹谱》，有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陆费墀落款。原稿格纸中缝，上部写“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下部写文溯阁，右图印刷版）

3.“勾乙添注”汇集提要论点的谬误

当今学者中，有人受金毓黻《静晤室日记》 “勾乙添注”《四库全书总目》汇编四库全书提要日记 （以下称“勾乙添注论”）的误导，引用该“勾乙添注论”发表论文，以为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是金毓黻“组织十人为此业” ， “以广东刊本《四库总目》为底本，取四库原本《提要》录之，少者钩乙，多者添注，如此极省事”、“约一个月可竣工” 排印出文溯阁三千五百种原本提要书籍的。

辽宁省档案馆藏《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工笔小楷手写原稿出台问世，工笔小楷手写《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原稿被作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排版底本，事实证明“勾乙添注论”只是金毓黻构思的设想，并非成书方法。1933年4月4日和4月5日两篇《静晤室日记》（第3024页第3025页）金毓黻曰：“擬以广东刊本《四库总目》为底本，取四库原本《提要》录之，少者钩乙，多者添注，如此极省事，且可资比较，亦一读书法也。如以十人为此业，约一个月可竣工。”又曰：“午间，取四库本《提要》与广版《总目》互校，以朱笔钩乙添注之，眉目颇清，极便浏览，凡得五种……如取原本《提要》而印行之，亦一有味之盛举也”。 “钩乙添注”日记金毓黻的一个“擬”字，已表达金毓黻本人只是记录构思设想，虽有次日之“凡得五种”试验，但《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有手抄底稿的事实，证明“勾乙添注论”方法缺乏可行性，实质并未被采用。其理由显而易见：其一，金毓黻在《解题》中指出：《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原本提要有很大差异。若想严肃地排印出版三千五百种书目的四库全书提要，勾乙添注方法即便毁掉一套珍贵的广东刊本《四库全书总目》200卷，也无法准确无误排版校对。其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附缀“恭校上”年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每篇提要的恭校上时间采自何方？

作为经验丰富出版人的金毓黻，手中持有董衆团队辑录的《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作排印底本出版印刷。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虽然书名不同，排印格数略有差异，正文与档案馆藏的《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两篇，一字不差，页页相同，同时有牌记手迹，因此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以董众汇编的《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为底本，排印成书才是历史真相。当今《四库全书》学者、近代历史学者、出版界、图书馆界应重新认识《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的成书过程。

（二）发现董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手写稿

在辽宁省档案馆发现董衆手工绘制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以下称《原本总目异同表》）原稿。《原本总目异同表》绘制于1921-1931年之间，距今已九十年有余，是未完成稿。从文献校勘学、目录版本学角度审视，其学术表格绘制的形式，对了解民国初期的学者，学术水平高端、科研态度严谨、著作眼界开阔，吸纳西方整理文献先进手法绘制图表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6。《原本总目异同表》在辽宁档案馆沉睡九十年后，今日奉献给广大四库学者，希望更多历史学者、出版学者研究关注这一学术文献，发挥其校勘学文献性学术价值

1. 《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概要

董衆绘制的《原本总目异同表》收入654种书目，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书名，著者，卷册数列表比较，用图表形式比对异同，鲜明易读，为目录学创建新式制表与检索方法。

《原本总目异同表》表格的结构设计，大项目分为部、类，书名、著者、卷数、备考；在书名、著者、卷数项下，设置了原本和总目小项目。《原本总目异同表》是大张白纸，分左右各为半页，半页纸上自右向左排13列竖格，每半页表格内，均有大小项目名称，依次可填入12种书名的比较数据，每一张纸可填入24种书的书名、著者、卷数等相关资料。一种书占用一列，使检索读者，易于窥见浩瀚古书之真髓，选取个人欲之比较篇章。董袖石在每一列的第一格，设计了“部”，供填写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分部，第二格设计了类，以下才是书名等遗憾的是1935辽海印刷版，通通摸销砍掉。

新发现《原本总目异同表》共计30大页，每页格式相同，根据字体和横竖线判断，使用蜡纸钢板铁笔画线写字的方法印成定制表格纸。《原本总目异同表》大项目采用双线，小项目使用单线，横竖线是铁笔画成纵横交错的大表格。蜡纸版刻画完毕，在油印机下面横向摆平一张张大白纸，油棍滚上油墨，印制成表格。

《原本总目异同表》列出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异同书目。按经史子集顺序排列书名，在“书名”项目的“原本”栏，列出原本与总目不同的 “书名”项目的“总目”栏，列出总目的书名；著者不同或卷数不同的，列入不同内容，内容相同的则是空白。例如，第一种异同书目，是书名不同，经部，易类，原本书名《郑氏周易》，总目书名《新本郑氏周易》；第二种异同书目是书名与卷数有不同，经部，易类，原本书名《周易注疏》，总目书名《周易正义》，原本卷数十三，总目卷数一〇。梳理654种异同书目，籍以查明原由。任何一种书目异同的背后，都是一篇篇历史，书目流布经纬，及其著书背景，著者爵里、著作、学派、文风、教养等。《原本总目异同表》不是简单地核对《四库全书》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异同，顾名思义是查实三万六千种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与《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书，进行比较辑录其异同。

董衆将十年心血奉献于三部《四库全书》

对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三部《四库全书》的保护传承作出贡献，抓住空前无后唯一的三阁国宝原本真迹全在北京，难得的实践机会，认真严肃地考察《文渊本》、《文津本》、《文溯本》与《四库全书总目》四种版本的“异同”，绘制出《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是方法论原理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董衆倾注多年心血，凝结成《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与《原本总目异同表》两部著作，在四库学研究领域，其率先性的实践研究，奠定了划时代“里程碑”式的学术地位予以重视。

（辽宁省档案馆藏董众绘制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第一页，共计30页）

2．《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内包涵654种书籍。

董衆校勘文溯阁《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册原本与《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辑录绘制异同表。将两部巨著的异同归纳分类，确定按书名、版本、卷数、附录等异同进行比较。根据异同表的内容证明董众是查寻《四库全书》原本（并非限于书前提要），核实考证异同的所在。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归纳整理捋顺之后，填入《原本总目异同表》。经部有异同的书目147种；史部有异同的书目107种；子部有异同的书目144种；集部有异同的书目256种，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异同者，共654种书籍。

《原本总目异同表》的重点，更体现在书名项目有“附录”与“无附录”的书目里。

《原本总目异同表》辑654种书目里，有“附录”的78种，经部4种、子部7种、集部67种。笔者重点抽出有“附录”的书目，查看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立即可以明了单凭抄录的提要，无法校勘“附录”，必须查看《四库全书》原本方能在书名项目下，查定书名和“附录”及其卷数，确认异同后，填写于《原本总目异同表》里。

本文以子部《周子抄释》为例，研究三种《四库全书》其手抄本的异同。

查《四库全书总目》书名未标注有无附录。《周子抄释》的异同，列入《原本总目异同表》第13页右半页第12列，原本栏的书名称《周子抄释》，二卷附录一卷，总目栏的书名称《周子抄释》，三卷，原本和总目的卷数栏分别为一二和三字，表示卷数不同。由于文溯阁《四库全书》尚未影印出版，查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和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如下图比较。

研究发现，单查《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无法得知《周子抄释》二卷有附录一卷，左图的《四库全书总目》明确注明《周子抄释》是三卷。《周子抄释》的卷数和附录卷数记载在《四库全书》原本书页上。通过这一事例，证实《原本总目异同表》比较的是《四库全书》原本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异同，并非被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出版人修改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异同。

《周子抄释》出自《周子全书》，周敦颐，北宋的五子名人，对周子学说的评议云：

(右半页第十二列，子部《周子抄释》原本一卷，总目三卷有异同，右图印刷版）

“孔孟而後，千有餘年，聖人之道不傳。道非不傳也，以無傳道之人耳。漢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韓子，皆不足與傳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續其統，後世無異詞焉。顧當時知其人、知其學者實罕，惟程大中知之，使二程受學。而其書亦未顯也。”

周子敦颐学说，自朱子熹出，备受推崇，大加是正，其所編定，有長沙本、建安本、南康本，最後有延平本，刪去重複，益求精審，而後周子之書之真乃得而見，其版本学学说得以传世。《周子抄释》是简化《周子全书》之精要，《太极图说》与《通书》表里学说等。北宋的二程（颢、颐）、邵雍、张载、周敦颐，五位学者，惟周子著书量少，《周子抄释》是周敦颐学术思想的精华，每条之下各释以一二语，或标其大旨，或推所未言之意也。较诸家连篇累牍之辨，亦特淳实。宋明两代儒家研究周氏学术思想的著述最多。

3. 学习西方新制表图解形式

《原本总目异同表》绘制表格的形式和方法很醒目。董衆将校勘《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两部古籍的差异，填入西方目录学表格图解里，检索方便快捷易得。是民国以来，前无先例的用图解形式，检索古籍知识异同的工具书。

《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外观设计，朴素大方，结构设置，合理细致，每页右边都有比较项目类、双线单线区分大小项目，表格内添注的内容，涉及《四库学》全面深邃学术知识，典雅真实，置于案头经久适用。

4、 《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原稿被他人修改

在辽宁省档案馆发现的手绘《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原稿，共计30页，每页大张白纸油印表格的中缝，印有《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标题。但是，在《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首页上，除董衆端庄瑰丽的小楷字迹外，空白及眉端处，有四种外加墨笔字迹。第一页中缝原标题，被墨迹涂改划掉，首页右侧边空白处，添加“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 第一页中缝下部被添加“文溯阁”三个字。第二页、第三页的中缝，表格原标题被改为《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第一页、第八页、第十三页、第二十页右侧栏目标题的“原本”，分别被改为“提要”。

查，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附录二的标题，叫《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董衆绘制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原稿的第一页，标题被涂抹更改，右侧小项目的“原本”被改为“提要”，中缝下部添加文溯阁均与印刷版附录二表格栏目相同，证明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附录二，是修改了董袖石绘制《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排版的。

《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被修改成《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将《原本总目异同表》的两项优异特点舛误褪色。 “原本”被改成“提要”更改了标题名称，则缩小异同对比的知识覆盖面范围。其二字区别在于《四库全书》原本范围涵盖三万六千册典籍；《四库全书提要》范围则被限于三千五百种短文；附於《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作为附录二，更被限于《四库全书提要》之下，异同的内涵覆盖量有十倍之差，学术价值和实用性均被缩水十分之一。

出版人金毓黻缺乏《四库全书》知识、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修改《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就窜改了董衆制《原本总目异同表》科学性，金毓黻收录为1935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附录二。如上一节介绍《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的多处特征，体现该《异同表》不是“提要与总目”的异同对比，不该附属于1935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是全面研究《四库全书》原本与《四库全书总目》异同的崭新创意和充实内容，是一部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著作，。

金毓黻作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的出版商和《解题》的作者，推定金毓黻是修改人并收录成《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附录二的编辑。金毓黻以历史考古为专业，不了解《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图表的全部内涵，更不理解董衆研究绘制《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本意及其宏大的学术范围，“原本”与“提要”两字之差，学术范围差异十倍之多。金毓黻完全篡改了董衆著书立说的心得和本意。

《原本总目异同表》受1935年排版印制技术水平的限制，原手稿中第一行第二行的部和类二行图表被省略抹掉；原手稿中每页右侧的比较项目标题被简化为仅在表格首页印刷；区分比较大项目小项目的双线、单线，全部更改变成单线。拙笨的删减，违背了制图者董袖石本意，使《原本总目异同表》失去创意性、新颖性和实用性，淡然失色沦为一般，没有引起学者关注和继续研究的兴趣。

2018年在辽宁省档案馆，古朴厚重三十大页，手绘《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一经发现，光彩夺目，令探查档案发现者震惊，佩服感叹。30页《异同表》自始至终一丝不苟，共计填入654种《原本》与《总目》有异同的书名。工笔小楷字体端庄工整靓丽，《异同表》内繁杂的版本编目工程庞大，冗长的时间磨砺，确非一日之功。

（三）发现《解题》《目录》附录三《异同表》手写原稿

在辽宁省档案馆还发现《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的《四库全书提要解题》、《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目录》、附录三《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手写原稿。

《解题》《目录》附录三《异同表》三部手写原稿，使用相同的定制的“辽海丛书”稿纸，每半页13列，每列26扁格，中缝下方印有“辽海丛书”四个字。只有《解题》标题下方有金毓黻撰署名。

1. 《四库全书提要解题》手写稿特征

手写稿的标题称《四库全书提要解题》署名金毓黻撰，共15页，第一页中缝上右半页，手写“四库全书提要”，以上的手写字体与解题全文的毛笔字迹似有不同；中缝鱼尾纹右半页

上方，手写“解题”，其下方手写页数“一”；中缝下右半页，浓墨手写“文溯阁”覆盖了“辽海丛书”印刷字迹。《四库全书提要解题》手写稿与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印刷版对比，仅发现印刷版第14页，多了 “郝君庆柏所撰”、“提要”、“并”，

（辽宁省档案馆藏《四库全书提要解题》金毓黻撰工笔小楷原稿第一页）

三处9个字，何人？何时？添加的待查。原稿的其他部分和印刷版内容一致，此手稿可认定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卷首《解题》的底稿。

手写稿第14页左侧眉端空白处，使用编辑添注格式添加的“又有文溯阁四库全书与总目异同表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附於卷末“，眉端字迹与手写全文的字迹有差异，与印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解题第14页对比，添加 “又郝君庆柏所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并附於卷末”。

2.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目录》手稿特征

辽宁省档案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目录》原稿共5页，第1页的第1列，竖着写“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目录”，第2列，解题2个字，第3列开始写目录书名，无横格线 。自上而下分成四项写：卷一  经部一  易类一   总目卷一，第4列以后类推，至第5张纸的卷百十四  集部三十六  词曲类二  总目卷一百九十九。 正目之后是补遗 附录一  书名索引  附录二  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  附录三  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毛笔字的笔迹与全文不同。尾部隔一列空白，有“目终”二字。

（辽宁省档案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目录》手写原稿，第一页和第五页，共5页）

使用印制的“辽海丛书”稿纸，未画横竖线，文字较潦草，利用稿纸方格，各项之间适当空一格，横向取齐制作成目录表。与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目录》对比，《目录》手稿的内容与印刷版一致，认定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中《目录》的底稿。

《目录》与《聚珍版本异同表》二份原稿，使用的纸张相同、抄写的毛笔字迹类似，疑似1934年之后的作品。5页《目录》稿纸上，无署名人，以《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工笔小楷原稿与《目录》工笔小楷原稿比对，字迹相似：毛笔字的笔锋粗犷墨色浓郁，《目录》和《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疑是同一人郝庆柏的笔迹。

3．《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手稿特征

《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手写稿共计7页，定制的稿纸中缝下印有 “辽海丛书”，仅第2页的中缝下方涂改写“文溯阁”，《聚珍版本提要异同表》的表格自上而下，依次写比较项目：书名，库本校上年月，聚珍本校上年月，聚珍本提要分纂官，聚珍本之要项5项。首页只有表格题目和分类标题，无其他内容，第二页以后各页，没有5项分类标题，按首页标题留四至五格的间距在稿纸的印格上画横线，区分比较项目。表格绘制较为简易，并不方便阅读。以手稿与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印刷版附录三对比，内容一致，认定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中附录三《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的底稿。

（辽宁省档案馆藏《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的工笔小楷手写原稿，右图首页左图第2页，共7页。）

4，编辑金毓黻以郝庆柏冒充董衆成《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制表人

《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与《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非同一人笔迹。

辽宁省档案馆藏两份异同表手写原稿，《原本总目异同表》与《聚珍版本异同表》差异很大，不似金毓黻添加的九个字，说是郝庆柏同一人的作品，有必要分析研究其差异。将《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手稿与董衆绘制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手稿并列展示，二份异同表的差异体现在：抄写用纸、制表特性、结构规格、表格列项、笔迹墨色等均大不相同。

（辽宁省档案馆藏左图《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第6页，右图《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工笔

小楷手写原稿的第3页。）

两份《异同表》内容一繁一简，（《原本总目异同表》表格分12项共计30页，374项）；一简（《聚珍版本异同表》表格分5项共计7页，197项）；表格制作一精一简，（《原本总目异同表》每页标明项目，双线单线区分大小项目，《聚珍版本异同表》仅首页标明项目，未列大小项目）。两份异同表明显彰现是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作品。金毓黻署名的《解题》手写原稿中，只有将两异同表附於卷尾的记述，并没有“郝君庆柏所撰”字样，何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添加郝庆柏署名并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和《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捆绑在一起，尚需继续调查。

辽宁省档案馆藏五部手稿，揭露并印证了1935年本书出版的当时，一是奉天图书馆搞出内封6字与27字两种版本，二是《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无汇编人署名和脱离原稿添加郝庆柏为二《附录》制表人署名，三是《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成书过程存在争议，最终以汇编人空白形式出版。1935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成书过程有重大疑点，有待进一步考证。

金毓黻自认为没有辑、编过《文溯提要》所以1935首版成空缺署名者的伪书

三、 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汇编署名人空缺成为伪书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内涵《文溯阁书提要》，是董衆及其团队，亲手翻、检每一部古书，一字一句抄录《书前提要》，一笔一划誊写入专印稿纸上，成《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所占用的人力、物力；所形成的中华文化遗产其价值连城。是《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三次出版的出版人：1935年的金毓黻、1999年的国图缩复中心、2014年的中华书局恶意窜改不了的事实。

1999年和2014年以金毓黻冒充《文溯提要》汇编人，是现代出版人伪造的严重违反《中国著作权法》行为，国图缩复中心和中华书局承担法律责任，制造《金毓黻手定》《金毓黻编》两部伪书，是国家级企业官员道德上的失节。企业要树立“高风亮节、繁文缛节”文化经营理念。

被出版人金毓黻无署名成“伪书”印刷出版，1999年国图缩复中心、2014年中华书局两次影印再版，被添加署名金毓黻等编成“伪书”出版。三次违背历史真相无署名乱署名“伪书”错误，社会影响巨大应当正本清源。

董衆化十年心血教书课余，辑编《文溯提要》手抄本，被金毓黻、国图缩微中心、中华书局三次出版，三版书的内容相同，而书名各异。

第一次出版：1935年辽海版金毓黻编，称《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原书汇编人署名空缺成了伪书；

第二次出版：1999年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版称《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以金毓黻冒名顶替辑录者作为“伪书’出版”；

第三次出版：2014年中华书局将1935版署名空缺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成6册一套，书名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 “金毓黻等编”，以金毓黻冒名顶替辑录者“伪书”影印出版，定价598元向国内外销售，中华书局“金毓黻等编”赚取高额利润。

（一）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空缺署名物证

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原书无汇编人空缺署名。

董衆用力十年辑录四库全书的书前提要，是把每一篇文章的《提要》抄写下来，再用工笔小楷誊抄，将每一篇《提要》抄写在一页专用的稿纸上，汇编成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1931年6月董衆被毒死逝世8后，时任奉天教育厅长金毓黻，向家属求索，最终由老同学第一高中校长曲葵午出面请孙彤书、傅某某作保证人办手续拿走董衆包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在内的多种遗著遗稿遗书（文革抄家佚失）。1935年出版人金毓黻以《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为书名，署名处空缺出版，该书成“作者身份不明”伪书，金毓黻撰一篇《解题》署名金毓黻，列于卷首由辽海书社印刷上市。

铁证如山的《证据》是《静晤室日记》（2680页）认定，金毓黻首次阅读董众汇编手抄本书，是伪满之前的1931年10月12日，在狱中观看手抄本书《徐霞客游记》。这一篇《日记》击溃金毓黻、国图缩复、中华书局编制的谎言骗局。

（辽宁省档案馆藏董衆自印中行的上部印写“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下部印写“文溯阁”专用稿纸）

董大一自2014年开始，先后在中华书局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本馆、关西馆）等5家图书馆，勘查9部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线装四函114卷书，均缺汇编人署名。9部辽海版《文溯提要》书名称《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没有文溯阁三个字。国家图书馆的图书目录，书名《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注解为“责任者： [(清)纪昀等编]，出版、发行者： 辽海书社”，没有关于《解题》的注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图书检索目录，注解为“清纪昀等奉敕撰, 解题索引金毓黻撰,异同表郝庆柏撰”。

1， 辽海书社1935年出版当时出现三种版本

勘查比对的9部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查见两项差异三种版本，即封二印牌记不同和卷首有无《解题》差异，1935年同一辽海书社，印版规格相同，发行年代时间相同，印刷出版三种版本。原因在于奉天图书馆虽然藏有文溯阁《四库全书》，金毓黻从未曾表述过自己辑录、汇编过《文溯提要》。金毓黻已于2年前调离奉天图书馆；在奉天图书馆馆内未查到何人辑录过何人汇编过《文溯提要》。有三种版本说明内部分歧、矛盾异议特多。

第一种版本，封二牌记印“辽海书社印行”6个字，卷首印《解题》署名金毓黻撰，即中华书局影印的原书；第二种版本，封二牌记印“康德二年国立奉天图书馆据文溯阁本钞校并委托辽海书社印行” 27个字，卷首印《解题》署名金毓黻撰，即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原书。

奉天图书馆添加钞校、藏书机构，确认出版时间和委托主体，但是，没有查询到参加“钞”“校”活动人员的姓名，时间和地址，钞校的重要节点是空白；第三种版本，卷首无金毓黻撰《解题》，开卷即目录。辽宁省图书馆藏多种版本，送交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是封二27字，卷首有《解题》版。9部辽海版原书，卷一开始的正文标题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全书前后及封皮内外，俱缺辑录汇编人署名。

2、 《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与《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

1933年奉天图书馆出版《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五年之后的1938年添加“索引”增订为《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遍查2版书的内外，未见“金毓黻“三个字。1938《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版，封面左下方印“国立奉天图书馆”落款，尾部封底有矩形框，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康德五年六月十日发行，编辑兼发行者，国立奉天图书馆，印刷者关真，印刷所兴亚印刷株式会社。

证明1933年和1938年伪满当时的出版工作很规范。1938年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的第10页（中华书局影印版第4248页），小标题“三 澈底检查”曰：“本馆自大同元年（1932）九月一日移管本阁以来，首从事於澈底检查，费时六月，始为竣事。” 对奉天图书馆1932年检查清点四库全书的过程和结果，作了详细记述；没有辑录汇编《文溯提要》人员姓名和成书过程的记述。1933年《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第12页有“本馆有见于此 爰悉依原本抄出“拟印行”。1938年《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第12页（中华书局版第4250页）将1933年的“拟印行”更改成“现已行世”四个字，说明公开售卖《文溯提要》的商业行为，与出版物上署名无关。没有何人领导、组织何人，于何时辑录、汇编、印行《文溯提要》成书过程的记述。

3、 金毓黻的《解题》有三点异常

（左图，金毓黻撰《解题》印刷版列于卷首，右图，辽宁省档案馆藏《解题》毛笔手写原稿第 14、15页拼接图，眉端添加“又有文溯阁四库全书与总目异同表 聚珍版本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附於卷末”，没有“郝君庆柏所撰”）

辽海版《文溯提要》卷首金毓黻撰《解题》，长达十四页，出现三点异常：

异常一，没有汇编人姓名出版要旨和成书过程；异常二，没有辑录《提要》者的姓名和过程；异常三，印刷版与手写原稿出现不同，印刷版添加 “郝君庆柏所撰” 、“提要”、“并”署名有关九个字，这三点异常，或许是出版人金毓黻为回避署名董衆的一种手段，遗留下的疑问9。

异常一， “解题”是书的序言，此书将三千五百多种书前提要汇辑成一部书，其工程繁重浩大，封皮内外封二前后，俱缺辑录汇编人署名，没有汇编人姓名和出版要旨和成书过程。伪书的《解题》作者遗忘了吗，是出版人金毓黻有意打压真实汇编者董衆漏出名字。

异常二，《解题》第14页曰：“本书大名，祗称提要，用示别於总目，亦不从旧京人士之议，加入原本二字，又兹编悉以文溯阁本为主，故於版心下方注明文溯阁三字，其有文溯阁本原缺提要，间从文渊文津两本补入者，则为注以明之。”。本句的 “间从文渊文津两本补入”，撰《解题》者只提 “间从文渊文津两本补入”补入事实，回避补入者董衆的姓名，说“注以明之”，寻遍《文溯提要》全文，并未查询到任何 “注以明之”之记述。

（左图，辽宁省档案馆藏002624号档案，工笔小楷第十四页眉端《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解题》原稿，

左图手稿没有“郝君庆柏所撰”，右图《解题》第十四页，印刷版添加“郝君庆柏所撰、提要、并”9个字）

文渊阁《四库全书》始终深藏於北京故宫文渊阁大内，“间从文渊文津两本补入”，只有董衆办理多重手续，获得故宫博物院批准，借得到文渊阁《四库全书》用以抄书。

异常三，《解题》手写原稿出台面世，暴露了原稿没有 “郝君庆柏所撰”，显示出版人金毓黻制造假署名疑问的复杂性，悉请学者关注。

郝庆柏时任奉天图书馆的图书管理雇员，入职仅一年有余，学术造诣浅薄四库知识不足。附录二《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不是郝庆柏绘制的，两部《异同表》通署“郝君庆柏所撰”，疑是金毓黻人为故意制造讹谬。

2018年挖掘出档的五部毛笔手写原稿，其中《解题》《目录》《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3份原稿共计27页，均使用印有“辽海丛书”的专用稿纸。金毓黻编纂的《辽海丛书》刊行于1933-1936年伪满时期，根据三种手稿所用纸张可以认定，《解题》《目录》《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应是1933、1934年金毓黻等人作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正文，使用印有“四库全书书前提要  文溯阁”的定制稿纸。《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使用大张白纸油印，三十大页，手绘横竖向单线或双线定制表格，应是九一八事变之前，董衆生前绘制的遗著。

（二）董大一对1999、2014出版的两部影印版书的调查

1、 中华书局影印外包的《文溯提要》未依法尽合理注意义务10

2014年中华书局将1935版署名空缺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成6册一套，书名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以“金毓黻等编”冒充辑录者影印出版，向国内外销售定价598元，中华书局欺骗读者，赚取到高额利润。

2015年董衆家属董大一访问中华书局，共同勘查书局藏1935辽海版原书，共同确认全书内外署名人空缺事实。当追索影印版添加“金毓黻等编”的来源时，中华书局坦言沿袭在先出版物，即1999年国图缩微复制中心《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金毓黻辑”。中华书局出版人注意到1999年手定版的缪误，将“金毓黻手定本”改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但是中华书局明知1935辽海版原书无汇编人署名，未依法尽合理注意义务，投入人力和时间严肃认真地调研，轻率地抄袭在先出版物错误。

更为严重的政治错误在于国图和中华书局，把投敌日本关东军的特工金毓黻，巧妆打扮成“学者”，两家的主编人撰写基本相同的《出版说明》，添加“金毓黻等编”，欺骗读者大量公开出版发行于国内外，扩大添加金毓黻署名错误，赚拉很多钱！钱！钱！

（首都图书馆藏《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署名“金毓黻辑”《影印前言》）

2、 国家图书馆的缩微复制中心添加“金毓黻辑”不能提供合法来源

2016年董衆家属向辽宁省图书馆，核实国图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版《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添“金毓黻辑”的合法来源。回答说，1999年，辽宁省图书馆向缩微复制中心送交的1935年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27字版原书，真真切切没有汇编署名人。当时的编辑撰《影印前言》并未讲清，何为“手定本”、如何界定“手定本”，将书名定为《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添加“金毓黻辑”的根据和来源，在无署名原书上添加“金毓黻辑”的理由。

2016年辽宁省图书馆有关领导表示，该编辑已退休，不能提供确凿证据和合法来源，该书署名问题，年代久远资料不足，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按国家政策为抢救古籍，1999年国图缩微复制中心内部小量影印没有全国书号的古书，不公开出版销售，在图书馆称“库本”，不对公众开架借阅11。

（三） 解析《影印前言》《出版说明》共同有上大是大非政治方向性错误

战败国日本《敌档》公开： 金毓黻1931年9月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在沈阳抓捕入狱，监督臧式毅省长三个月。12月投敌签字同案（抚顺战犯管理所档案）出狱，金毓黻是拿高额活动费的日本特工。《静唔室日记》自述为证。

1999国图缩复版《影印前言》与2014中华书局版《出版说明》两部序言，除政治上有原则性错误，在时间、职务、组织人力辑录《文溯提要》分别有共同性错误

1999年国图缩复撰《影印前言》曰：“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东北文献学家金毓黻先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1主持伪满奉天图书馆时2，曾经组织人力3，将馆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每篇提要辑出，编成《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一书，于一九三五年出版”。

2014年中华书局撰《出版说明》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1，金毓黻先生主持伪满奉天图书馆时2，组织人力3将该馆藏文溯阁四库全书中的每篇提要辑出”。调查工作围绕1时间、2职务、3是否组织过人力辑录提要展开。

1、 其1时间后移到伪满时期的错误

1999年2014年两次影印再版，其《影印前言》《出版说明》将辑录《文溯提要》书稿，时间，后移到伪满时期，不是事实。用一句话回答：“东北沦陷，日本人在故宫修建水泥库”将《文溯四库》锁住，不开放。

查，旧奉天“满铁图书馆”《书香》载文，日本人原意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走。

查，《静晤室日记》（2680页）认定，金毓黻首次阅读董众汇编《文溯提要》手抄本书稿，是伪满之前的1931年10月12日，金毓黻被关东军宪兵队囚禁时期，日记记载 “《四库全书提要》云：【《徐霞客游记》十二卷，杨名时重加编订。第一卷自天台、雁荡以及五台、恒华，各为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记，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广一篇，次广西六篇，次贵州一篇，次云南十有六篇，所缺者一篇而已】”抄写到日记中。

金毓黻读后又抄在日记上的，正是董众汇编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的《徐霞客游记》。《日记》自述文字和1935辽海版《文溯提要》相同印刷文字完全一致。《文津提要》与《文溯提要》的《徐霞客游记》，差异五个字，文津本缺失“次湖广一篇”。文渊阁本（台湾迪志文化公司影印版）曰：“其友季梦良求得之而中多阙失宜兴史氏亦有抄本而伪误尤甚“【此则杨名时所重加编订者凡十二卷卷各分上下第一卷自天台雁荡以及五台恒华各为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记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广一篇次广西六篇次贵州一篇次云南十有六篇其所缺者一篇而已】”。台湾《文渊本》与《文溯提要》的差异更多。

1931年10月，尚未建伪满洲国。第2656页《静晤室日记》曰：“9月22日至12月22日，共计九十日，余均囚於鲍宅。看守宪兵以鎖反局之，若非便溺，则不得出室门一步”金毓黻被囚禁，不能到故宫自查文溯阁四库全书。1931年10月8日《静晤室日记》（第2675页）曰：“长衡儿来函，言新归自东瀛，送衣二袭《徐霞客游记》四册来，得此心为之开。”该《徐霞客游记》，是儿子金长衡从金毓黻家中拿出送来的，该《徐霞客游记》是金毓黻1931年7月从亡友董众家“求取”到的董众遗著。

2、 其2金毓黻的职务错误

金毓黻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工；奉天省公署参事官，在奉天图书馆兼职，馆长是卫藤利夫第二位是袁金铠，未查询到“（金毓黻）主持伪满奉天图书馆工作的”文字记载。在1934年7月14日《静晤室日记》（第3381页）曰：“奉天通志馆邀余任总纂”，有正式调金毓黻到通志馆任总纂记载。

另据《东京城》第4页，《第一回调查者名单》金毓黻是原奉天图书馆图书主任。国家图书馆藏，日本东方考古学会《考古丛刊》日文共计五册1939年出版。原田淑人是《东京城》主编，撰序言曰：“调查团于1933、1934年先后二次到匪贼横行激烈的宁安县东京城，第一回请广濑寿助中将及宁古塔守备队长河田槌太郎中佐、第二回讨伐队司令官行德守治中佐及宁古塔守备队长金栗敏光少尉、（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长泽田宽幸，（伪满）保安队宁安县指导官宇佐美勇造，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人、海林守备队长三冈初太郎、

（国家图书馆藏，日本东方考古学会《考古丛书》第五册《东京城》第4页第一回调查者，有金毓黻职务）

特务曹长海林警察署长冈菅一和同园中休六、野炮兵大队长林英雄少佐及其官兵，亲临现地保护。深表谢意”。

金毓黻自1933年5月起，调离奉天图书馆，《金毓黻日记》详细记述引领日本东方考古队，乘5辆军车，进入“东京城”山区，为打击东北抗联；金毓黻给日本鬼子兵引路，事实全有记载。呼吁！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的中共产党委出面调查《金毓黻日记》。

3、 其3 组织人员辑录《文溯提要》不是事实

1935年出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当时，奉天图书馆出面改变原书的封二6个字牌记，改写“康德二年国立奉天图书馆据文溯阁本钞校并委托辽海书社印行” 27个字牌记，尚未见参加“钞”和“校”活动者的姓名。查，1932年6月至1933年5月前后的《静晤室日记》、奉天图书馆的文卷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案，均未见金毓黻或奉天图书馆其他领导人组织过辑录 “文溯阁每篇提要”活动，也未见参加辑录人员的姓名汇编成《文溯提要》的姓名和过程的记载。

以上，认定1999年和2014年两部影印书的《影印前言》《出版说明》有1时间、2职务、3组织人力辑录《文溯提要》均悖谬于事实。

4. “校”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

翻检《静晤室日记》确认，1932年6月至1933年5月金毓黻在奉天图书馆工作了11个月，此间，1933年2月至5月（第2974-3044页）金毓黻有12篇《静晤室日记》写校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自述，多次记有董秀石、董君、袖石、董袖石的姓氏名字和别号，所校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手抄本，是董衆遗作，又是《铁证》。

1933年2月9日《静晤室日记》（第2977页）金毓黻曰：“往岁董秀（袖）石君撰《选印〈四库全书〉议》，为极有价值之文，今日取而重阅之，觉其征引颇富，持论极正。余方校选《四库书目》，而袖石墓木已拱，安得起诸九泉而与之上下议论耶！四库本《日讲诗经解义》有目无书，七阁皆然。又文溯《周易集解》下函第三百二十六函、第三百二十七函，均有匣无书，董君曾论及之，指为阙漏。……。然广东刊本《四库简明目录》经部《诗经》类有一处空白数行，又石印本《简目》仅列《日讲诗经解义》之名，而下无字，此为先列入而后刊弃之迹。其刊弃之故，则不能详也。至其他六阁本之《周易集解》，是否俱阙下函，董君未及详言，尚待考订。”这一篇《日记》有五项，全12篇《日记》有多项记述所校文本是董衆《文溯提要》遗作。

（1）1933年2月9日 一篇日记，言及董君的2件遗著：《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和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这篇日记2次提起董衆的名字2次尊称董君的姓氏，说明金毓黻校阅的《文溯提要》是董衆汇编的手抄本；

（2）金毓黻读董君的2部遗著：已经出版的《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无可非议，金毓黻如何“读”到董众尚未问世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中《周易集解》遗稿”的？证明金毓黻1931年7月已经拿到董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

（3）金毓黻“校”董君的《文溯提要》遗著，先说：普遍性的“七阁皆然”之后，用“又”字带出专属性的“文溯”2字，考《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尚未见何人辑录出版文溯阁书前提要单行本，证明金毓黻持有的《四库提要》，锁定在“董君”尚未问世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

（4）董君已于1931年6月逝世，金毓黻1933年2月9日日记说：“董君曾论及之，指为阙漏”、“董君未及详言尚待考订”，当然不是生死阴阳两界董金二人的对话，说明金毓黻1931年7月占有董君尚未问世的《文溯提要》遗稿，才能顺手拈来随时引证；

（5）1947年金毓黻在沈阳学友洗尘宴上，对薛远举、曲葵午、董袖石遗属董大一等众人说：“董袖石的文溯提要稿战乱中丢失了”，未讲实话。

《静晤室日记》是辽沈书社正规出版物，金毓黻家属参与编辑出版，《静唔室日记》具有证据价值，证明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是董衆遗著。

（四）金毓黻参加伪满洲国政府“剿匪”（考古）战役

《日本侵华战争》王辅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揭露金毓黻撰写伪满洲国《建国宣言》

（左图金毓黻自撰《静晤室日记》1993年辽沈书社出版，《日本侵华战争》王辅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四册，第一册，第一章侵占东北，十三 伪满洲国与伪军（第215页）撰伪《满洲国建国宣言》。右图《新满洲国》野间清治著，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2年出版，伪《满洲国建国宣言》全文）

金毓黻的出卖中国的罪行历历在目暴露无遗。同案的伪满洲国成立后金毓黻参与的活动，大量的公开出版物和本人日记中有记载，金毓黻积极与日本政界、文化界，学界交往，参与日本对中国伪满地区的所谓“文化调查”，以考古名义潜入东北抗联根据地，也是公开的信息极易检索查阅。伪满时期在伪满活跃的日本文化界人士，都要通过金毓黻达到目的。1933至1936三年里，日本东方考古队武装调查活动，正是在金毓黻的导航下得以实现的。

1，金毓黻撰写伪《满洲国建国宣言》

“《日本侵华战争》第一章伪满洲国与伪军

（一）伪满洲国成立之经过

1932年2月16日，在奉天（沈阳）大和旅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东北四巨头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开东北行政委员会，研究伪满洲国建国方案和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会上指定奉天代表金毓黻、吉林代表荣孟枚（日本特工1946年判处死刑，已经执行）、黑龙江代表宋玉林撰写伪《满洲国建国宣言》。

（1932年）3月1日张景惠代表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向世界发表了伪《满洲国建国宣言》，3月10日傀儡溥仪就任执政，宣读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伪满洲国诞生”（《日本侵华战争》、《满洲帝国》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河出书房新社1996年，第69页、《郑孝胥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出版，1931年2月22日第2367页）《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出版 第五册（第2369页）1932年3月2日郑孝胥曰：“是日议国体，……奉天代表为金毓黻、冯涵清、李槃，……来访者：金毓黻，字静庵，辽阳人，与黄黎雍同来，黄能诗，金有著作 ” ； 3月9日溥仪在长春原道尹衙门，举行执政就职仪式。长春，市户皆悬新“国旗”色黄，上隅列青、赤、白、黑四色；3月9日溥仪在长春原道尹衙门，举行执政就职仪式。”

1932年2月16日金毓黻在奉天大和旅馆，参加建伪满洲国“国是会议”，2月22日金毓黻到长春，参加“行政委员会”会议，拜谒了前来旁听的郑孝胥。

（首都图书馆藏《郑孝胥日记》第五册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出版1993年第2367页）

2，日本关东军三项要求

查，1933年5月18日《静晤室日记》（第3055页）有金毓黻引领“日本池田博士及小林胖生君约余同往宁安东京城，余已诺之。” 离开奉天图书馆的自述；1933年5月22日《静晤室日记》（第3058页）金毓黻曰：“晚，余邀原田淑人、岛村义太郎餐於大和旅馆，又有小林胖生君与谈。发掘东京城，谓有先决问题三：（伪满）政府许可；地方官援助；军警保护是也”。 1935年10月13日，（第3687页）曰：“得杉村君函，余拟往丸都故地访好大王碑，协会予以援助，将於日内成行”。 日满文化协会以补助为名，提供对伪满实地考察活动之费用。

应日方 “（伪满）政府许可；地方官援助；军警保护”三项要求，金毓黻自 1933年5月开始三年里，利用原奉天省教育厅长官职的人脉（第3068页），以“日本东方考古队（第3055页）”名义，冲破伪满县长(第3091、3198页等)、伪军、伪警和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的抗拒，率日本关东军、警、考古队几十人的队伍，乘七辆汽车（3075页）开路，自长春、吉林、哈尔滨、海林东行至大宁县入山，活动在牡丹江、安东、延边、新义州、东边道、东京城、大宁、锦州、赤峰等东北抗联基地。迫使所到各县军、警、县长（第3441页），满足日本人“地方官援助”要求，是关东军对中国人民“大讨伐”，为绞杀东北抗联投敌探路。

3，金毓黻领取日本人给予的报酬

1935年9月30日《静晤室日记》（3681页）是金毓黻写给长白（吉林）荣（孟枚）公的信。金毓黻向日本特工荣孟枚（字叔章1878-1946，1946年镇压反革命处死）汇报率领日本人进山事，领到“旅费”和“奖借金”金毓黻曰：“惟念承公援助旅费，得恣游览，铭感何既。”“啸聚匪贼三、四百人，与警兵对峙……所怀万端，容俟面缕。” 金毓黻在1931-1936年伪满洲国时期，参政撰文、武装考古、领取日本人报酬是失节行为。

1999年国图缩复中心、2014年中华书局二影印出版商，对金毓黻的政治性大是大非问题视而不见，为商业利益赚钱，给失节的非本书汇编人的金毓黻冒充“著名历史学家”、“东北文献学家”桂冠，无端在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上，以假 “署名金毓黻等编”赚钱，必须一查到底。

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出于董衆手抄本

2018年自辽宁省档案馆藏检索出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的《大金集礼》《蟹谱》2张手抄本清稿和《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总目异同表》30张手绘表清稿，是董众汇编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写真迹，金毓黻撰《四库全书提要解题》清稿和《静晤室日记》等证明：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排版底稿，是董衆汇编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手抄本。董衆家属请众学者认定1935辽海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董衆的汇编人身份恢复董衆署名权12。

董衆幸遇千载难逢良机，在“民初”的北平，从1922年开始至1931年遇害致死，亲历过：以文津阁书为样本抄写文澜阁书、以文渊阁书为样本抄写文溯阁书。

董衆贡献毕生之力为文渊、文溯、文津、文澜四部《四库全书》服务，理应青史留名。

注释：

1 董众战友和学生：1马骏麟（1903—1945献图、识途），早期中共产党人，北京师大生物系同学，中共奉天“东北书社“联络站战友。1945年12月在齐齐哈尔嫩江省政府，被特务枪杀殉国，年仅42岁，烈士。2郭维城 （1912—1995），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抗美援朝铁道兵司令、铁道部部长。1928年董袖石老师辅导学生郭维城等七人，组建党的外围组织“冰花社”读书会，出版《冰花》杂志，郭维城任主编，获中共满洲省委刘少奇指导，辑入《刘少奇大辞典》词条。3李正文（1908—2002），1928年奉天东北大学附中学生，参加 “冰花社”读书会出版《冰花》杂志编辑。在苏联遭受过苦役的地下工作者，国家安全局赠“疾风劲草青史英豪”表彰条幅，复旦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授“功在新中国”奖牌；4 丘静山（1909—1997），法库同乡1929年东北大学学生，学运领头人被开除学籍，受董袖石老师，赴欧洲共产国际工作的学差旅费资助，到比利时，在苏联遭受过苦役，北京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社长。5孙西林（1910—1946），1929年东北大学学生，学运领头人被开除学籍，受董袖石老师，赴欧洲共产国际工作的学差旅费资助，到比利时，欧洲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到延安，1945年中共合江省委委员佳木斯副市长，1946年1月被特务枪杀殉国，年仅36岁，烈士。6胡诗童（1908-1992）1929年东北大学学生，参加学运被开除学籍，受董袖石老师，赴欧洲的学差旅费资助，到比利时列日大学，读采煤电科，1935年回国，煤炭研究院副院长。

2 世界文化遗产沈阳故宫博物院西路，文溯阁院东墙壁镶嵌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石碑。石碑前的地面上，伫立铜质导示牌，用中文、英文写：“1931年奉天省教育会雋刻并嵌置于此。记述民国初年运往北京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复归沈阳的始末。《沈阳碑志》《沈阳市文物志》第六章《辽宁碑志》下编，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编，辽海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立碑。

3 教育部派周树人科长（鲁迅）等十人参与交接文溯阁《四库全书》。《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郑鹤声撰《影印四库全书之经过》第80页（合订本1360页），1925年7月26日由内教两部 各派十人清理核对后，移交奉天省教育会。  

4 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浙江海宁人，1920年协助陈垣检查文津阁《四库全书》，1922年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蓝本，补抄文澜本缺损4497卷。董袖石是张主任的学生助手，私交甚密受益匪浅。1923年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补抄文澜本《四库全书》随运至杭州图书馆。

5 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 东北欲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12月建校印馆，致电全国，拟垫私财20万大洋，签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合同》，为保护《文溯四库》国宝，引起南北各界众说纷纭，张学良请教于董老师。董袖石为匡正浮夸喜功、浮躁敛财哄弄少帅学风，撰《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议书》刊载于《东北丛刊》1930年，带动金梁、高步瀛、陈思三位学者撰“选印”《四库全书》目录，撤销校印馆。

6    《四库学》第一辑，第73页，附录，“应董大一要求，亦为表彰董众先生在《四库全书》保护与研究方面的贡献，兹将董众先生昔日旧文三篇（《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议书》）移录于后，以飨读者。”陈晓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7 辽宁省档案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深藏数万、千档案，宝藏极为丰富，整理有序、管理有方，馆员业务熟练，热心服务。探查档案，首要填写《利用档案资料调阅单》，内分：全宗名称、目录号、卷号、标题和年代5项。填写《利用档案资料调阅单》之后，管理员从档案库里调拨，按密码输入查档人所使用的电脑荧屏里。备查。《选印议》

8 《法库文史资料》第六辑，政协法库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1989年，第31页《董众与文溯阁四库全书》作者王云峰曰：“1927年董众受聘于东北大学，并作张作霖家馆的家庭教授，1930年冬，董众因劳成疾，先就医于中国医院，后转入日本人的南满医院，他在南满医院治疗期间，日本特务要挟其投靠日本，被董众严辞拒绝。日本人注射 慢性毒药，致使董众在寓所中毒逝世。灵柩归葬丁家房故里先茔。”

9 《文献学概要》杜泽逊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八章 文献的辑佚与辨伪：二辨伪（三）作伪的主要手段，第189页 “以假搀真窜乱旧帙，这种现象一般叫窜乱。说他是有意，因为他做了手脚，是有意作伪。”

10 合理注意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者承担举报责任。”

11 缩微复制中心是依1981年中共中央（81）37号文件建立的特殊机构，以“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现在对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性的抢救措施。”为目的，为保护版本制作是无出版书号的书籍，在公共图书馆称之为库本，不对公众开放借阅。中国于1992年7月1日加入《伯尔尼公约》，中国是《伯尔尼公约》第93个成员国。

12 署名权是作者表明其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中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 保护期不受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作者身份不明作品，由作者或者其继承人行使著作权。第十八条，“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待作者身份确定后，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著作权法》第十条，民事主体基于“姓名权”享有利用和禁止他人冒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董衆（袖石）长女 董大一2018，8月

2021年3月再识

2022年7月再识

ddy1928 @163.com 敬请您指正                        

附件：

一、伪书 的词语解释

（一）作者姓名或作品年代不可靠的书

 （二）指伪造的文书

-----------------

二、国语辞典

（一）托前人名氏所著成的书。汉．王充《论衡．对作》：「俗传蔽惑，伪书放流。」

（二）伪造文书。《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

三、伪书 网络解释：百度百科

伪书（词语）

·  “伪书”系指一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的书，或简言之“著者不真实的书” 。伪书的产生历史悠久，纵观其踪，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为无意误成。如《逸民传》旧题“少元山人皇甫涍撰”，在《明史·艺文志》及《江南通志》两书中却因“涍”与“濂”经常连用而误题为“皇甫濂撰”，皆成伪书。另一种则是有息伪之书。 然而，不论是否有息，“伪书”都不同于“伪事”。或许“伪书”在未被辨伪之前曾给科学研究以极大的混乱，可经辨伪，还原其历史真实，“伪书”终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