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是晚清著名抗法英雄，因家境贫寒，他未能接受正规的文化教育，却有不少与人书信来往的记录，这些书信或由笔吏代为①。徐延旭曾先后以广西布政使、巡抚的身份参与应对中法战争。国内保存的徐延旭来往函牍中仅见刘永福给他的禀文。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有徐延旭致刘永福函，实属凤毛麟角。
一信函的发现
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十一月中旬，法军在越南北圻展开了入越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进攻中越军民联合驻守的山西省省会山西城，学界一般视此为中法战争爆发的开端。由于参战的清军、黑旗军和越军战败后连夜仓惶逃命，场面无序，混乱不堪，亲历其事的唐景崧在日记中记载他和守军逃出山西城的狼狈情形：“知事不可为，乃乘马率亲兵八十人，……越壕而出。……坐马旋逸，左右以无缰马进，狂驰不可勒，乘而颠者再。……回望山城，火光烛天，兵民男女以万计，纷走田野。”②法方的战斗报告亦称“敌人在逃跑时非常匆忙。守城敌兵已把一切都弃之不顾———大炮、钱财、弹药、粮食，衣服等等”③。法军进入空城山西，未遇任何抵抗，却获得大量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中，还包括来不及带走或销毁的文件，徐延旭写给刘永福的信就是这批文件中的一份。
法军缴获这批文件后，先由情报处处长马斯（Ｍａｓｓｅ）译成法语，交给侵越法军头目，以便安排往下的战事，进一步打击中越联军④。战后这些文件被带回法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法国复制有关中法战争档案，徐延旭写给刘永福的这份函件被发现。
法国有关中法战争的档案主要保存在海军部和外交部的档案馆。这批文件保存于外交部档案馆。封面上的法文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ｄｅｓＡｆｆａｉｒｅｓＥ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ｓ，意为“法国外交部的外交档案”。徐延旭写给刘永福的这封信保存在法国外交部该档案的“回忆录与公文（Ｍ．Ｄ．，即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ｅ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的缩写）”中的“中国（ＣＨＩＮＥ）”部分第２０卷第１１９—１２５页。
二徐延旭致刘永福函的基本情况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的徐延旭致刘永福函，从信套、信封、信笺到文字，保存都比较好，为
①中法战争前后，刘永福与抗法官员之间有不少书信往来，这些书信不一定是刘永福亲笔，而由幕府人员代写的可能性较大，《黑旗檄告四海文》即由唐景崧代笔（见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１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０４—２０５页），可为佐证。
②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２册，第１０４—１０５页。唐景崧：《请缨日记》卷３，台湾布政使署光绪癸巳（１８９３）年刊本，第３１页。
③法国海军部档案ＢＢ—４１９５８，第８５页。
④法国海军部档案ＢＢ—４１９５８，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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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此信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封套是清代外送公文在封包后增加的外封，以便驿站传递。此封套正面使用格式固定的刻印版本，在空白处手写填充有关内容。全文为楷书：“自龙州行营发内一件光绪九年九月十九日午时右仰越南三宣提督刘永福开拆”（其中“十九”和“午”三字模糊不清），中间居上部盖有篆体方形关防印章。
此外，封套上还有法国情报、档案管理人员所记的４处标记：
一是上方有一行手写法文：“Ｅｘｐéｄｉｅｒｌｅ１９ｏｃｔ．１８８３”（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寄出），与原件标示“光绪九年九月十九日”时间吻合，估计是法军情报人员所写。
二是右上方的数码“１２５”，系档案管理人员将文件归档时所加的页码编号，按卷编排。法国外交部、海军部所存中法战争档案各卷页码，或为手写，或用数码器加印；有的缺漏，有的重复。此信的页码非按顺序从头到尾排列，而是从尾到头颠倒。
三是档案管理人员将文件归档时所盖的圆形图章，位于封套文字框内的左上角。因法文文字过于模糊，无法辨认。该图章也加盖在此信的信封上。
四是档案管理人员将文件归档时所盖的椭圆形图章，位于圆形图章下方，为法文大写，汉译为外交部档案馆”。该图章在此信大多数页码加盖。
封套的背面为封条，上书“筹办边防广西布政使司封”，为刻印品，扁形宋体字。
信封居中位置为竖写毛笔正楷字“刘永福大人勋启”，唯前４字已褪色。右上方盖有徐延旭的正方形篆体字印章，左下方亦有一枚正方形印章，但字迹模糊，无法识读。
信封上除档案管理人员归档时加盖的两方印章外，还有情报人员手写标记的两处法文：一是右边的“ｌｅｔｔｒｅａｄｒｅｓｓｅａｕｇｒａｎｄ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Ｌｉｅｕｖｉｎｈｐｈｕｏ?ｃ”，意为“寄给刘永福大人的信”。二是左上方的“Ｌｉｅｕｖｉｎｐｈｕｏ?ｃ”，为“刘永福”三字的对译，但“ｖｉｎ”比右边的拼写方法少了一个字母“ｈ”。信的正文用暗纹信笺书写，图案模糊。凡４页，每页８行，正行１８字（抬头行１９或２０字），正楷。每页均有档案管理人员加盖的图章和页码编号。全信近６００字，对刘永福的抗法大业充满褒扬之声和期望之语。兹将其加以标点、分段，迻录如下：
渊亭大兄麾下：
闻之识时务者为俊杰，能立功者为英雄。麾下四月之捷，斩将搴旗，令彼族不敢正视，中外闻风，亦既以俊杰、英雄属之麾下，况复名动天听，优荷褒嘉，大丈夫至此，可谓荣矣。凡有血气，宜何如感激图报。
今者天子霁颜以望，海内拭目以观，以为彼虏转瞬可歼，河内指日可复。亦既数月，战事未闻，不知者窃有所疑，或谓始强中弱。鄙人则知麾下待时而动，断不肯虎头蛇尾，贻笑千秋。或因勇稀，或因饷缺，或因天时未就，或因军械未齐，均不能不慎始图终，以期万全胜算。
今值冬令水涸，闻麾下新勇渐次募就，将有事于宁平，特饬委员黄汝乾、张镇良领解饷银至北宁两统领处投缴，即先解交麾下三千两，以为稿［犒］军之需，到日祈为查收。此后源源接济，缺乏可以无虞。近日军火陆续抵龙，亦复取之不竭。
昨接岑宫保来信，将亲领大军来驻山西。又况四处义民蜂拥而起，皆有奋勉图功之意。麾下正宜趁此机会激励将士，谋取河内，无令他人捷足先登，致失前此威名，是为至要！
倘河内骤难得手，则分兵以扰南定、宁平，或步步为营，以图河内。兵法或正或变，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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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兵以疲敌，或出奇兵以制胜。彼族虽船坚炮利，我可见景生情，以谋济勇；或更与义勇及各军联络声势，使其接应不暇，一遇有懈可击，则痛加剿洗，务夺坚巢。想麾下当自有权衡，无俟鄙人赘论矣。
兹于月之初二日由龙起程出关，初四日安抵谅山驻扎，消息更易相通。立盼捷音，勉之，勉之！毋负鄙人厚望也。
专泐预贺，并请勋安，诸惟英照不备。
名另具
不难想见，读完这封赞誉有加、接济军饷的信函，刘永福的抗法信心当备受鼓舞。那么，徐延旭是在什么情形下写这封信的呢？这要从刘永福黑旗军出国避难、抗击法军侵越之事说起。
三徐延旭撰写此信的因由
徐延旭（？—１８８４），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进士，出知广西容县。师克浔州（今桂平市），与有功，累晋知府”①。时法国侵越事态扩大，因地缘关系，加之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同治帝于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令广西巡抚“苏凤文密派干练有识之员前往该处确访一切情形，绘图贴说，并将近日安南与法国情意是否融洽之处据实奏闻”②。
随着法军不断向北进逼，中越边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清流派纷纷奏言强化边防，援越抗法，山西巡抚张之洞“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任将帅”③，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则“荐道员徐延旭、唐炯知兵堪任边事，并招致刘永福黑旗兵为己用”④。
经清流派鼓动和诸多臣工呼吁，清廷确实感受到了越南问题的切肤之痛，采取了一系列调兵遣将行动，于光绪九年九月“丙戌，命何如璋督办福建船政，倪文蔚为广东巡抚，徐延旭为广西巡抚。己亥，拨广西库银十万济刘永福军”，继而“诏南北洋及沿江沿海诸省严戒备。……诏李鸿章举将才，命岑毓英出关驻山西，……命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⑤。此外，还“命唐炯、徐延旭出关，彭玉麟办粤防，张佩纶会办军务”⑥。
这些军事部署中，徐延旭颇引人注目。从同治九年除知梧州，到光绪三年迁安襄荆郧道，八年晋升广西布政使，分别用了７年、５年的时间完成从知府到道员、布政使的升迁。转瞬之间，光绪九年他便从布政使擢拔巡抚，提升之快，令人乍舌。个中原因，除得到上峰的赏识和荐举外，广西毗邻越南的军事地位不可忽视。
此前，徐延旭曾奉命进入越南追剿逃逸出境的反清农民军黄旗军，探查法越军情，并出任太平府知府，与来华的越南贡使多有接触，著有“《越南世系沿革略》一卷，《越南山川略》一卷，《中外交界各隘卡略》一卷”⑦。自然，对旅居越南的黑旗军及其首领刘永福比较熟悉。
刘永福率领黑旗军从中越边境进入越南，是因为不堪清军兜剿的被动行为。入越之初，刘永福与清廷势同水火，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当刘永福在越南站稳脚跟，为抗法大业做出贡献之后，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４５８《徐延旭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②《清穆宗实录》卷２８７，同治九年七月癸巳。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４３７《张之洞传》。
④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４４４《张佩纶传》。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２３《德宗本纪一》。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１５５《邦交志三·法兰西》。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１４６《艺文志二·史部·地理类外志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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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忌永福，故越王始终倚任之”①。清廷意识到刘永福的作用，开始“笼络”他②。特别是当中法之间尚未公开宣战的时候，利用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成为最理想的选择，这就是张佩纶“招致刘永福黑旗兵为己用”和清廷下令“拨广西库银十万济刘永福军”的由来。
清廷对黑旗军态度的转变，源于疆臣们对刘永福黑旗军看法的变化。云贵总督岑毓英从“刘永福本中国叛民，……首鼠两端”③的鄙视到“土寇可驱，刘永福断不宜逐”④的保护，再到后来“毓英次嘉喻关，永福往谒，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⑤的优待，是疆臣态度转化的典型代表，刘永福在清朝官员心目中逐渐从敌人变成朋友。
广西方面，追剿刘永福黑旗军曾是其重大军事行动，但当刘永福的地位和作用改变之后，广西当局醒悟尤早。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广西巡抚庆裕率先提出了与黑旗军联合抗法，“有警互相接应”的主张。⑥但庆裕的继任者倪文蔚对黑旗军成见颇深，以“刘永福所部将卒，均系中国漏网匪徒”为忧。⑦光绪九年九月初九日倪接替裕宽担任广东巡抚，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⑧情况得以改观。
徐延旭无论在布政使任上，抑或擢升巡抚之后，对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都没有倪文蔚那种鄙视眼光。闻知越南政府“加封刘永福男爵”后，徐延旭即向倪文蔚报喜，称此举“实彼国中一大转机也”⑨。黑旗军在河内纸桥战胜法军后，徐延旭又“饬刘团加意严饬，勿稍疏懈；并嘱（率军驻扎越南的桂军黄桂兰、赵沃）两路统领各饬所部，一体固守”O10，以便联合作战。徐专门致函黄、赵，谆嘱“刘永福是奉旨饬令我辈激属之人，兄昨专员持令，派其专司战事”O11云云，可见其对刘永福的器重。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日徐延旭在广西布政使任上奉命从省城桂林出发，前往越南部署军事，有专折奏事权，故留下诸多军情奏章。从奏章中可知他与刘永福的交往相当密切，对刘永福勇于任事赞赏有加，如“越将刘永福矢志拒敌，气不少衰”O12等语。此信写于徐延旭升任巡抚１０天之后。刘永福收到此信后，异常感奋。他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首战———山西之役，继而还投入北宁大战中，多少受徐延旭信中激励的影响，这从他给徐延旭的禀文中所云“倘各军戮力前进，职员则奋勇向前，断无稍行退缩，致负高厚之恩，而失生平之愿”O13可以窥见。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５２７《属国传二·越南》。
②清廷于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２日谕饬云贵总督刘长佑称：“刘永福一军，可为防军声援，亦应设法笼络，俾为我用。”见《清德宗实录》卷１５０，光绪八年八月甲子。
③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３，１９３６年排印本，第２１页。
④（清）岑毓英：《岑襄勤公遗集》卷１８，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３３页。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４６３《刘永福传》。
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２，第７页。
⑦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５册，第２１９页。
⑧《清德宗实录》卷１７０，光绪九年九月丙戌。
⑨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２册，第２４９页。
O10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２册，第２５０页。
O11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２册，第２５６页。
O12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５册，第２３１页。
O13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２册，第４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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