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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纪念陈垣诞辰125周年
作者:陈治家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6-01-06  点击量: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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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垣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是20世纪驰名中外的大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次长,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毛主席曾称其为“国宝”,同时陈先生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等领域为中国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昨日,北京师范大学、江门市人民政府、江门市蓬江区委联合在其故乡江门市蓬江区举办陈垣诞辰125周年纪念大会,部分与会嘉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陈垣大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将影响着代代学人;其先进的教学方法至今能促进教学革新;其热情和爱追求进步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励志耕耘是青年学子的最好榜样 

  陈恒的长孙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智超教授告诉记者,刻苦钻研、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是祖父的为学之道,也影响着自己一生。他经常告诫青年学子要注意读书治学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学术上没有捷径可走,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他说,“读书并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要有决心、有恒心,刻苦钻研,循序渐进……任何学问,都是靠长期的积累得来的。” 

  陈智超教授认为,祖父教育子女首先强调的是要先立志,立志并不一定是要干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努力做好每件事。陈垣年少读书时,也是靠刻苦自励来克服诸多困难的。那时家乡方圆数百里内,找不到一部《二十四史》,后来有个亲戚买了一部,他就常常在夜里打着灯笼,去借阅这部《二十四史》。他30多岁时开始研究《四库全书》。在前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不辞奔波之苦,认真了解、研究了这部几万册的大丛书。50多岁时,他为了阅读《嘉兴藏》,深入到潮湿尘封、蚊虫肆虐的密室,为预防蚊虫叮咬染上疟疾,每次都要服用预防药物才去查阅。80多岁时,他应佛教协会之邀赶写《佛牙故事》,不顾三伏酷暑,亲自查阅内典、外典文献,实在太热时,便用两条湿毛巾轮番披在肩上以增凉意刘乃和:《励耘承学录》。他正是以这种刻苦顽强、持以之恒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撰写了20部专著和近200篇论文,留下了恢宏的史学成果。 

  陈垣有诗曰:“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这正是他刻苦治学学风的真实写照。 

教学方法对今天仍有启迪 

  陈垣从18岁开始执教,先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从事过平民学校、工读学校、医学院、综合大学、师范大学等多种形式的教育,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次长,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革新作出杰出贡献,其教学中的创新至今对当代教学改革仍有启迪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苗中正先生接受采访表示,大师启功先生最为推崇的是陈垣先生的严谨教学精神。陈垣先生担任北师校长期间,每堂课都作严谨充分的准备,每个学生每次作业陈垣都做批改登记。据了解,陈垣为师时凡作业命题,必先同题自撰成篇,作为批改示范,师生互评,教学相长。这种以身作则的教学方法,即使在今天亦不多见。 

  他曾说:“教师教育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青年人富于理想,活泼热情,朝气蓬勃,对新事物敏感,遇到问题总是要追根究底,我常常是从同学提出的问题里得到启发。” 

与时俱进追求进步励后人 

  陈垣青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他的思想也随着时代在急剧变化,不久他就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的斗争行列。作为“革命报人”,陈垣先后参与《时事画报》和《震旦日报》的编辑出版。他不断撰文抨击清廷,宣传反清思想,参加了农工商会,与同志们上街演讲、宣传。 

  八年抗战期间,陈垣是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度过的,研究者孙邦华将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1959年1月28日,陈垣以79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回顾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满怀救国之志、渴望有理想的政治、渴望祖国的光明和富强,然而却饱经忧患,不能实现。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看到了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因此精神振奋,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感谢党给了他新的生命,愿在垂暮之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江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照平介绍,立志学术,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献身教育,热爱国家,是陈垣历史文化资源的核心价值所在,江门将要大力擦亮陈垣这块品牌,目前陈垣故居已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垣先生的热情爱国,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言必有据学风为人景仰 

  陈垣毕生治史,范围广博,是驰名中外的史学家。“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陈垣先生继承了这种史学传统,结合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他的史学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着实事求是的学风。 

  他提出:“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而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提倡著书立说,言必有据。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陈垣先生非常重视对资料的搜集,材料不到手,不动笔写文章。他常用“竭泽而渔”来形容作专题研究时要力求全面地占有材料。他所发明的“史源学”,就是专门指导学生对史料进行鉴别和考辨的一种学问。他所有的著作,也都是在广泛收集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完成的。 

  比如,他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集材料极多,积累的稿本有三尺之厚,但经删繁去复,最后仅有194条,文章写成也只有2万多字;他写著名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稿本有三四大捆,经再锤炼,完成时也仅7万多字。他曾把学术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指出前两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只有确实可据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资料来源:《广州日报》200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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