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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在近代史学领域的开拓
作者:许殿才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11-09  点击量: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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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拓多种宗教史研究领域

  陈垣的史学工作发端于对宗教史的研究,最主要成就也集中于这一领域。他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火祆教、一赐乐业、摩尼教的历史都做过细致的研究,贡献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陈垣对宗教史的兴趣源于他早年的宗教信仰。他主要研究宗教传播及兴衰的历史、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关系,以及宗教人物的活动,一般不涉及宗教教义。信仰宗教与热爱历史的有机结合,构成他研究宗教史的机缘;出自宗教而入于历史,则成为决定他宗教史研究成就的关键。 

  也里可温一词在元代书籍中多次出现,但人们一直没能弄清其含义与来由。陈垣对书籍、碑刻等六十余种汉文材料进行认真研究考定,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论证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各派的总称,并将“也里可温教东传之途径,宗教戒律,教徒人数,主要人物,教徒军籍、徭役、租税等方面的获免权,官府的尊崇地位,也里可温教与异教的关系,元末明初的衰落,金石碑刻的存佚等也一一澄清”。[1]P122这一成果经四次修订,于1934年写成定本,名为《元也里可温教考》。对于中国史来说,也里可温教是元史中的一部分;作为宗教史来说,也里可温教是世界宗教史的一部分,“因此,此书解决了元史中的宗教史问题,不但引起了我国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国际学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视。他把沉埋了几百年的这段历史,作了充分的阐明,为我国史学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2]P1248-1249 

  也里可温教研究之后,陈垣又对另外几种曾在中国活动的古教做了专门研究,相继撰写出《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等论文。这三篇文章与前述《元也里可温教考》并称“古教四考”。这些成果“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些宗教第一次系统的论述”。[3]P7 

  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犹太教为一种民族宗教,与由异族集合而崇奉之宗教不同;故其种族所至之处,即为其宗教所布之处;知犹太族何时始至中国,即知犹太教何时入中国也”。[4]P82陈垣用有关文献碑刻“及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族为非宋以前所至。……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史》。……当其始至,尚沿犹太氏族,历元迄明,乃改汉姓”。[4]P83-84文章还考辨了犹太教与回教的异同、经文之源流、寺之沿革、人物情况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火祆教即古代波斯的拜火教,“因拜火而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祆者,天神之省文,不称天神而称祆者,明其为外国天神也”。[5]P109“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火祆教入中国考》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特别指出《四库提要》之误,很有新意。”[6]P6-7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由拜火教、基督教、佛教混合而成。摩尼死后此教传播很快,曾在中亚及地中海沿岸流行。摩尼教在武周时期传入中国,直至元明时期仍在流行,明清时期演变为秘密宗教,后逐渐绝迹。《摩尼教入中国考》在沙畹、伯希和和王国维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敦煌出土经卷等汉文材料及基督教史传中有关材料,系统考察了摩尼教的起源、始通中国时间、在中国流传情况、不同时代与佛道等教的关系、教徒遭遇以及演变及灭绝过程等,用精湛的考据成果勾勒出一部摩尼教在华简史。当时人称赞此作:“折衷旧说,附益新知,体大思精,得未曾有。”[7]P125 

  刘乃和评价“古教四考”:“研究对象皆历时久远,资料不多。陈垣对之钩勒分析,筚路蓝缕,煞费苦心,学术价值很高。”牛润珍则认为它们“有以科学的方法重构宗教史的卓越功劳,开创了20世纪中国‘古教研究’的绝学。”[1]P125他们的论断是恰当的。 

  陈垣对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也开始于研究外来古教。他本打算广泛搜集资料,编写一部《中国回教志》。后因各种实际困难未能完成,只用有关材料写成了《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文中除简述回教在华发展历史,讨论其兴衰原因外,兼论民族团结与宗教。他称道回教“因不传教,故不惹异教人之嫉视。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争之历史,在中国回教史上无有。故唐会昌中毁佛,外来各教均遭波及,而回回独守门罗主义,千年来元气不伤。”[8]P232对于清代一些学者有民族宗教偏见的言论,他表示不满;对清政府及其官吏残暴虐待回教徒的行为,则大加挞伐。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与宗教平等思想。出身于回回民族的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在对撰写回族史问题作过深入研究后,高度评价了陈垣在回教史研究领域的开拓之功:“他对伊斯兰教史,虽只留下《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这一篇演讲词,但他编纂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P7 

  陈垣的古教研究,也解决了不少中外交通史中的重要问题,正如白寿彝教授所言:“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3]P7在这两个领域研究路径的开辟和有关问题的研究进展方面,至今人们仍受其赐。 

  抗战时期,他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他称为“宗教三书”和《佛教史籍概论》等宗教史著作。其中《明季滇黔佛教考》专门考证明清之际西南佛教之盛,重点论述国破家亡之际,士人遗民为全名节而纷纷逃禅的史实。此书在材料搜集和运用上有新的突破。陈寅恪曾慨叹:“寅恪颇喜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9]P235—236陈垣自己总结:“本书特出者系资料方面多采自僧家语录,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10]P480 

  陈寅恪充分肯定了陈垣宗教史研究的开创之功:“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先生先后考释摩尼佛教诸文,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9]P235胡适对此也给予高度的评价:“陈先生近年治中国宗教史,方法最精密,搜集最勤苦,所以成绩很大。他的旧作《一赐乐业教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祆教入中国考》,都已成了史学者公认的名著。”[11]P331 

二、为多种历史辅助学科奠定基础 

  陈垣对于多种历史辅助学科发展和新途径的开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卓越的建树,“作了建基的工作”。[12]P2 

  时间为构成历史的要素,不同时间条件对历史事件、历史状态、历史趋势,会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弄清历史年代,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前提。陈垣先生在研究元史和宗教史时,深感国内外历史纷纭复杂,不同纪年互相纠缠,给研究者带来的诸多不便,决心编制历法对照年表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有《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之作。 

  他自述编纂缘起和过程: 

  “曩吾读《元史译文证补》,见其多纪西历或回历之月日,苦不知其为中历几何时,乃求之西籍,得西历回历纪年通表,而中历回历纪年通表仍不可得。壬戌春,遇江宁常君福元,曾请为回历岁首表,以回历岁首求中西历之年月日,得此足知中西回历之比年矣。其后余又续成中历西历岁首表,以中历岁首求西回历之年月日,以西历岁首求中回历之年月日。然因中历闰月及月大小尽无定,不著中历朔闰,以中西历互求,恒不能得其岁首以外之月日,於研究元史及中西交通史仍不便。乃发愤将二千年朔闰先行考定,以为根据,就《通鉴目录》中刘羲叟《长历》及《辽史》中耶律俨《辽宋闰朔考》,并近代钱侗《四史朔闰考》,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等,各以本历,参校各史纪志,正其讹谬,自汉迄清,成《二十史朔闰表》。又按西历四年一闰之月日,创为表格,然后以考定之中历朔闰及回历月首,按表填入,始自耶稣元年至於今,二十世纪,凡二十卷,名曰《中西回史日历》。於是中西回史之年月日,皆可互通矣。又制日曜表,按表而日曜即得。又制甲子表,据甲子以求日,或据日以求甲子,无不得。稿凡五易,时阅四年。”[13]P211-212 

  这两部书不但给学者治学带来了极大方便,而且创立了科学的年代学体系,为中国近代史学走上科学道路做出了贡献。《二十史朔闰表》因适用面较宽,发挥的功用更大一些。此书刚一出版,胡适就大加赞赏:“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了。”他欢迎当时尚未面世的《中西回史日历》尽快出版,说:“陈垣编年表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杜预、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一个总结束,并且可以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11]P333这个论断,现在看还是妥当的。 

  史源学可以说是陈垣开创的一门学术。他在教学中以此做为训练学生治学基本功和培养严谨扎实学风的主要课程。 

  对于这门课程和陈垣写作的这方面文章,陈智超在《陈垣史源学杂文》的《前言》中做了详细评说: 

  “‘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同志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新设的一门课程。最先名‘史源学研究’,后改名‘史源学实习’,……这门课程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由‘研究’改为‘实习’?他自己曾多次做过说明。现在还保存着几份他当年讲授这门课程写的导言,其中有一份特别详细。他写道:‘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历史研究法中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陈垣同志每次布置学生作练习,写考释,自己事先也写一篇,事后或印发,或张贴,以为示范。……这些文章的特点是,通过指出前人史学著作的疏谬及造成疏谬的原因,用实例告诉学生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中应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陈垣同志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约在六十至六十五岁之间。经过几十年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他在掌握和运用史料方面,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集中这些论文,就是他运用纯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给学生作的范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给后辈学者留下的范文。”[14]P1-8 

  这部集子由陈垣亲手编定,在他过世后出版,篇幅虽远不及《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陔余丛考》等清儒留下的传世考据名著,精审实过之。本书和陈垣撰写的其他史源考据论著,事实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考据训练的必备教材,而史源学也因他的倡导和开创,成为当代历史科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朝代众多,历朝避讳的方法又不尽一致,造成了中国文献在撰著、传刻、研读诸方面的混乱。正如陈垣所云:“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下工夫对此加以研讨,解决了部分问题,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相关学问。但这些成果既零散难稽,又良莠混杂,与根本解决问题,建立有系统的学科体系的要求相距甚远。陈垣有见于此,决心通过自己的系统工作,“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他于1928年纪念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之时,写定出版了《史讳举例》。 

  在书的《序》里,他阐述了避讳学的基本方法及学科意义:“避讳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是与欧洲古代之纹章相类,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识之。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补助科学也。”序中简要评述了以往有关论著的成绩与不足,指出它们或“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或“迄未刊行”,或“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15]正是历史学科的迫切需要和已有研究状况的缺憾,呼唤着这部集大成性史讳学著作的问世。《史讳举例》全书六万余言,分为八卷八十二例,分门别类举例论述“避讳所用之方法”,“避讳之种类”,“避讳改史实”,“因避讳而生之讹异”,“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不讲避讳学之贻误”,“避讳学之利用”,“历朝讳例”等有关问题。本书体例精当,全面赅备,不但将历朝避讳史实及避讳学方法一一解说清楚,而且用类例的方法阐明了避讳学有关的理论问题。“拆开每一案例即为一史实,合起来别为类例足能说明一问题,各类例辑为一书,有关避讳学的系统理论便可形成。……自《史讳举例》成,避讳学才真正成为一门新的专门学问”。[1]P193-194《史讳举例》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已成为校读古书研究古史的必备参考读物,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贡献。 

三、建立科学的文献学体系 

  陈垣治学从目录学入手,在这一领域也多有创获。他编写的几部专门目录,都以精当著称,在各自领域发挥着重要学术参考与指导作用。 

  《敦煌劫余录》在中国敦煌学史中占有一定位置。是书十四卷,刊行于1930年。是应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请求编制的反映北京图书馆所藏8679轴敦煌写本经卷的专题目录。编制此目的先期整理工作是相当艰苦的。他自述其中艰辛:“夫写定之难,厥为首尾不具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咨询多人,仍不能考定”。[16]在考正定本的基础上,他还对经卷内容作了必要的考证,在附录中加以说明。此目兼采中西目录索引编制方法之长,在体例编排上分三个部分:一、“总目”,著录书名、译著者、卷数、轴数、页次等;二、“检目”按千字文顺序排列,这既是原轴的编号,又是排架号,以备查找;三、各轴经卷情况,包括原号、起止、纸数、行数、附记等。“三个部分互相配合,既充分揭示了藏书,又便于读者检索”。陈垣匠心独运,汇精细的考证和得当的著录于一炉,使得“《劫余录》既是目录,又可以说是一部敦煌学的专门著作,故此书一出,即受到学术界的赞誉。胡适在《〈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说:‘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此言实非虚誉”。[17]P143陈寅恪在为此书作的序言中也对它的学术价值作了充分肯定:“此书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18]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写成于1942年,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佛教史籍目录,“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3]P1—2陈垣写这部书是因为他深感于“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因而要通过自己的撰述,“为史学研究之助”,使“初学者习此,不啻得一新园地”。为了这个目的,他侧重于“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19]P1-2即展开对基本佛教史籍的论述。同时注意订正《四库全书总目》的有关谬误,以挽回其错误影响。此书著录《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等重要佛教史籍35部。对这35部书籍按中土撰述的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五类,依撰著时代顺序著录。内容包括书名、略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及本书内容体制,以及与史学有关情况的说明等。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准确揭示了著录对象的学术特点、佛学与史学价值、以往利用情况等。从目录学价值看,它的“解题的内容既丰富又深刻。它在全面介绍佛籍的一般情况之后,还能抓住重点问题深入辨析和论述,揭示有关佛籍的主旨、特点和功用,从而大大提高了《概论》的目录学价值,让人读来有耳目一新,启智祛疑的感受”。从佛教史籍研究角度看,它“以详密的考证,将佛教史籍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水平,从而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20]P263从佛教史籍与史学研究的关系看,它揭示了佛教史籍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为扩展中国史研究取材范围打开了一扇大门。如在对《出三藏记集》的评介中,他说:“至于本书经序及列传中,有涉及各朝帝王及士庶者,均可为考史资料。如吴主孙权之於支谦,宋文帝之於求那跋陀罗,以及宋彭城王义康、谯王义宣、齐竟陵文宣王子良等,皆与诸僧应接。此书撰自裴注《三国志》后,为裴松之所未见,故魏吴诸僧事,可补《三国志注》者尚多。杭世骏撰《三国志补注》,未能采此书一条,此杭君之疏忽也。明末李映碧清撰《南北史合注》,欲利用此等史料,合以八书,注《南北史》,实为卓识。惜其采取未备,又不讲著书体例,窜乱延寿原书,至不为世人所重。然则此等史料之利用,尚有待于后人也。”[19]P4-5 

  校勘学是一门相对发达的传统学问。历代学者尤其是清儒运用校勘方法整理图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陈垣用精审的校勘成果和系统的归纳总结,把这门传统学术推进了近代科学的门槛。《元典章》是考究元代典章制度、风俗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参考材料。民国初年流行的沈家本刻本虽版刻精致,却错误百出。陈垣经多年寻访,搜求到另外四种抄本和藏于故宫的元刻本。于是开始了对此书的校补工作。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一书,使《元典章》大致恢复本真,为人们从事元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更有意义的是,他对校补工作做了系统总结,经进一步的归纳整理,从一万二千条错误中抽出十分之一,分别分析致误之由,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是书前五卷分别讨论沈刻《元典章》致误之由,分为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和元代名物误例五大类例。下辖四十二例目。通常字句误例下有:形近而误例、声近而误例、因同字而脱字例、因重写而衍字例、因误字而衍字例、重文误为二字例、一字误为二字例、妄改三例、妄添三例、妄删三例、妄乙三例。元代名物误例下有:不谙元时年代而误例、不谙元朝帝号庙号而误例、不谙元时部族而误例、不谙元代人名而误例、不谙元代官名而误例、不谙元代物名而误例、不谙元代专名而误例、不谙元时体制而误例。仅举以上两端即可见陈垣先生对中国古籍致误之由有总揽全局的认识,所选类例条分缕析,细大不捐,令人有“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之感。其例虽全部出自《元典章》,但对中国校勘学从致误原由入手寻求校正之法,实有普遍指导意义。此书1959年再版时改称《校勘学释例》,允为实至名归。孙智昌对此书这方面的成就做了细致分析,他说:“第一,《释例》囊括了古籍文字致误的所有内容,既有著录形式上产生的错误,如卷一‘行款误例’,又有文字因‘形、音、义’的矛盾而产生的错误。如卷二‘通常字句误例’。”“第二,《释例》不仅仅是列举致误形式,更重要的是探寻致误原因,使读者设身处地地体会古籍文字是‘怎样致误’的。”“第三,陈先生校书,既注意一般性通例的归纳,但又不受既有类例的束缚,能够灵活地对待校勘中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21]P272这个分析是很得其情的。 

  书的最后一卷名《校例》,是对校勘中发现的其他问题的说明和对校勘方法的总结。其中他提出的“校法四例”校勘四法,是对校勘方法的经典性理论总结。[22]卷6校勘四法是在对前人典型校勘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科学阐明了校勘学的工作程序、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构成校勘学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是校勘学界人人遵守的基本学术指导原则。胡适在1934年为此书写的序中,对陈垣的校补《元典章》工作做了高度评价。说这“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陈垣的这部著作,“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23]P101、106、96孙智昌通过与前人有关论述与作法的对比,论述了校勘四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他说:“从历史角度看,由对、本、他校与理校构成的校勘理论,是对清代‘对校派’和‘理校派’的扬弃。……对校派由于过分注重版本依据,在归纳校勘通例,总结理论规律上不及理校派;而理校派的勇于改字,难免对古籍造成新的错乱。而陈先生的理校法,强调运用专门知识,要求学者以自己的学识大胆地分析,推理和考证,无疑是对对校派谨小慎微的否定;同时,他的对、本、他校法和注重版本依据,又是对理校派的弥补。这样便克服了清人在校勘学上的弊端,完善了校勘学理论。”[22]P276他还指出与同时期的梁启超、胡适有关论述相比,陈垣的校勘四法更具系统性,具有更大的影响。 

  陈垣于新旧学术交替之际,在扎实的旧学基础上,以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工作,在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多种历史辅助学科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不但以精湛的成果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宝库,而且为这些学科走向科学化、近代化作了部分奠基工作,起到了示人以规矩的作用,直到今天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仍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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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A].陈乐素,陈智超.陈垣史学论著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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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A].敦煌劫余录[Z].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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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周少川.史学研究的拓展[A].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1]孙智昌.陈垣先生校勘学散论[A].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2]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M].励耘书屋丛刻.重印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23]胡适.校勘学方法论[A].胡适文存[Z].合肥:黄山书社,1996.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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