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史学即将告别20世纪的时候，人们回首本世纪初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总忘不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格、傅斯年、顾颉刚等几位史学大师为推动中国史学近代化所创树的赫赫功绩。他们承前启后、汇通中西，吸取近代科学的营养，开辟了史学的新时代，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中的陈垣先生则以论证缜密、建树体例、融会贯通的新史学考据独树一帜，在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诸领域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作出了典范性的贡献。
一、一位爱国学者的不倦追求
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曾用名援国、用字圆庵，书斋号“励耘书屋”，故人称“励耘主人”或“励耘翁”①。陈垣自幼好学，6岁入私塾，12岁时得见《书目答问》，遂以此为师，摸索求书阅读。后又得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眼界更开一层，于是泛览群籍，知识面渐宽。17岁后参加科举考试，并曾考取了秀才，但终因对八股科举腐朽程式的厌烦，放弃了科考，而将兴趣转向钻研历史和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晚年，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以为当时虽然“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步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②。23岁，他读了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把此书拆开，分为“史法”和“史事”两部分进行研究。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民主革命风起云涌，陈垣和其他几位青年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1907年，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一年后，因反对教会对中国师生的歧视而愤然离校，与友人创办了光华医学院，并在这所学院继续他的学习。几年间近代医学的学习给予他严谨、缜密和条理训练，这对于他后来的治史有很大的帮助。1911年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同年创办进步报纸《震旦日报》。1913年他以“革命报人”的身份被推为众议院议员，进京参加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
陈垣是抱着救国理想，弃医从政的，然而在议员任上，他看到了在北洋军阀把持下政治的腐败。虽然进京前十年，他做过三届议员，还当过教育部次长，但对于时政却渐失信心。因此在从政之余，他把大量时间都用在阅读《四库全书》和积累宗教史料上。1917年，他撰写的第一篇重要的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公开出版，因其取材之广泛及对隐晦数百年的一段基督教史的揭示，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此文后又广稽材料，修订四次，定本最终题为《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次写作的成功，成为陈垣最终弃政治史的重要契机，从此他逐步脱离政界，专心于教学著述和文化事业。
1950年，陈垣在给友人席启駉的信中，谈到他数十年治史过程中的三次变化：“九一八”以前重钱大昕之学；“九一八”后改为顾炎武经世之学，注意事功；北京沦陷后，乃讲全祖望之学，激发故国思想，以为报国之道；解放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希望一切从头学起③。按照“三变”的说法，陈垣的史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17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近20年间，他在继承钱大昕等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具有取材广博、综合分析和形成专学等特点的，具有近代史学意义的历史考证学。此期通过他的“古教四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著，已经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重要地位，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在当时则赞誉陈垣为中国史家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④。第二阶段为卢沟桥事变以后8年抗战期间，陈垣身处沦陷区，但坚贞不屈，他在大学讲台上讲顾炎武《日知录》、全祖望《鲒琦亭集》，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此期他写出了三部宗教史专著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方面是他的历史考证在宗教史领域的新创获，一方面则表达了他“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⑤的爱国思想。尤其是此期写成的《通鉴胡注表微》，更充分反映了他的爱国情操。这是一部史考和史论紧密结合的杰作，它标志着陈垣的“史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⑥。第三阶段是解放以后二十余年，他的学术思想又有较大的转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阐述了他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愿望和体会。他不顾年高，坚持在学术上耕耘不息，在这阶段依然撰写了三十余篇史考论文。解放后，陈垣由衷地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于1959年以79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发表的《萨都刺的疑年》是他最后一篇论文。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心情压郁，于1971年6月去世，终年91岁。他一生所撰写的16部专著和近200篇论文，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宝贵财富。
陈垣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教育家。解放前，他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并长期担任辅仁大学校长，还当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他任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所长，是第一、二、三届人大常委，自1952年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桃李满天下，有不少学生是著名的史学家。
二、开辟了宗教史研究的道路
陈寅恪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⑦这是对于陈垣开拓近代宗教史研究领域之功的一个准确评价。陈垣的宗教史研究关注各教的兴衰和传播，而不研究各教的教义。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历史上外来的古教，还是世界三大宗教、产生于中国的道教，都有专深的著述。从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起，他就连续写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等几篇分别考证犹太教、火祆教和摩尼教的宗教史论文，合称为“古教四考”。他编有《道教金石略》，抗日期间又完成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宗教三书”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对佛教和道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还撰有《基督教入华史略》、《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等研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播史的论文，以及大批研究宗教人物事迹的篇什，仅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就有论文三十多篇，宗教史研究是陈垣史学的重要方面。
在宗教史研究领域，陈垣以其缜密的历史考证所向披靡，攻克了道道难关，解决了许多历史疑案。与乾嘉诸老的考据学相比，陈垣的历史考证极大地扩充了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综观他所作的“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所用史料除了本世纪初新发现的敦煌经卷、内府档案外，更有许多为他人未见或习见而未能运用之资源，如方志、碑铭、案牍、佛藏，甚至砖瓦图绘、扁额楹联。他取《至顺镇江志》、《元白话圣旨碑》、《元典章》的材料，论证了“隐七八百年，其历史至今无人能道”⑧的元代也里可温教。他“考开封犹太教而采及扁联”，辨证了以往将一赐乐业教和回教“混视为一”的谬误⑨。他利用字书，从训释“祆”字入手，考明火祆教来源，阐明了火祆教、大秦景教、摩尼教的“相异之点”，解决了钱大昕、杭世骏等人经常混淆的问题。他“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⑩。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则大量利用佛典、佛教史籍和僧人语录，陈寅恪为此书作序，以为其中“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至识断之精，体制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释宗教诸文”。11
在宗教史研究中，陈垣善于通过考证贯通史实，说明历史事实的客观因果关系，阐述不同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从而对历史的一些问题作出综合解释。这也是他的历史考证能够超越前人之处。陈垣的宗教史研究首先阐明了宗教盛衰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比如他论述火祆教在唐代受崇奉，与唐朝交通西域的政策有关；摩尼教在中国的盛衰则深受回鹘政治势力变化的影响；也里可温教在元代中后期不受重视，是由于统治者逐步接受儒学政治思想的缘故；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从士人逃禅反映当时政治的变迁，因此陈寅恪在序文中说此书“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以政治史读也”。其次，他把宗教史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他特别重视宗教人物对外来文化的介绍和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注意揭示中外文化交通与宗教传播的内在联系，因此“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12。
其三，他的宗教史研究能够从历史的是非褒贬中惩恶扬善，从而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他在抗日时期所作的“宗教三书”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都有这个目的，他写《清初僧诤记》，意在抨击当时沦陷区汉奸的卖国行为；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13。其它各书，也是“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14。陈垣的宗教史研究以其精密的考证，解决了宗教史中的诸多疑难，并从宗教史研究的角度，对历史进行阐释，他的研究成果，为近现代宗教史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三、历史文献学的建基性贡献
陈垣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建基工作”15 。他的建基性工作表现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传统，通过历史考证的躬身实践，将清代学术中各种零散的考据手段，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总结，从而形成多门专学。这些专学所归纳的义例和原则，至今仍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发挥着典范作用。
陈垣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不仅许多古代书目烂熟于胸，而且还对一些重要书目作过专深研究，纠正不少书目的错误。他曾集中研究《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撰写了《四库书目考异》、《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等数篇论文。为了辨章学术，尤其是在一些新领域里开辟门径，他还编撰了一批重要的目录著作。其中如《敦煌劫余录》，收录敦煌写本八千余轴，稽核同异，分门别类。陈寅恪为之作序，认为敦煌学乃“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而本书“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序中充分肯定了《敦煌劫余录》“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的功绩16。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则论述了佛教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从而为历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园地。不仅如此，书中提到的著录项目：“每书条举其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板本源流、撰人略历及本书内容体制，并与史学相关诸点”，也为目录的撰写确立了模式。以上二书，可以说是陈垣在目录学领域总结性成就的代表。
年代学是解决历史要素中时间概念的基本功，中国古代的历法、纪年问题很复杂，近代以来研究中外交通，又需克服中、西、回等不同历法的换算问题。陈垣继承了清人对中国历史年代考订的成果，运用近代天文历算的科学知识，在历表的编制、历史年代的考订、运用年代学考证史事等方面，为年代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编纂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是两部可供检索上下两千年，中、西、回历可以互换的精确历表；二表前者较详，后者较简，但后者有不少文字说明，是关乎年代学的重要内容。这两部工具书是年代学的开创性著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重视和利用，并成为近世以来各种历表、年表之滥觞。他的著作《释氏疑年录》，以及《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文章，皆以年代学的方法解纷纠谬，获得新证，为如何运用年代学考证历史事件的时间和人物生卒年，提供了系统的范例。
陈垣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17为了解决治史中的避讳问题，他全面爬梳了历代避讳的情况，系统整理了古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利用避讳现象校勘古籍、考证史事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撰成《史讳举例》一书，“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18。在这部书中，陈垣概述了古代避讳的历史沿革，揭示了避讳的方法、种类和特例，对因避讳造成的古书讹误和史实混乱作系统的分类、归纳，而最为精彩的是介绍了利用避讳学进行校勘考证的种种方法。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史讳举例》这部总结性著作一方面建立了避讳学的体系，一方面为历史考证归纳了一个可资研习、利用的新工具。
在校勘学方面，陈垣一生以校勘为治学考史之要务，所校典籍甚多，辨误是正无数，然最为突出的工作是校勘《元典章》，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二书。前者校出校记12000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放心使用的《元典章》善本。后者又称《校勘学释例》，它是陈垣对于传统校勘学进行理论总结的重大贡献。该书归纳了古籍文字致误各种形式的通例和特例，探讨了古籍文字致误的各种原因，为人们在校勘中准确寻找古籍讹误指明了方向。该书的精义更在于将以往靠各自摸索、先验运用的校勘方法系统总结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校勘四法”。胡适评价说：“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19《校勘学释例》对于古籍致误形式、原因，以及对于“校勘四法”的理论总结，确实使中国传统的校勘学上升为一门科学的新的校勘学。
熔目录、版本、校勘、年代等专学为一炉的“史源学”，更是陈垣在文献学领域的一个创造。《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是陈垣讲授史源学课程的范文汇编，从书中可以看出，史源学是对前人考证结论的再考证：追寻其史料根源，厘定各史料间的源流前后关系，审明史料的正误和优劣，考察对于史料的运用是否正确。它是陈垣所独创的、进行历史考证基本功综合训练的一门学问。综上所述，陈垣在历史文献学领域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将前人的考证经验，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操作和成长的专学，从而为历史文献学的不断完善奠基，为历史考据在新时代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四、元史研究的巨大成就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陈垣是元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他打破从清代到本世纪初重修《元史》的旧格局，从宗教史、文化史、学术思想的角度，以专题研究的方法，开一代风气，把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元史研究中的巨大成就包括：宗教史方面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元基督教徒之华学》，以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关于宋元时期道教史的研究。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如上述《沈刻元典章校补》外，又有《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而要特别提出的是《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书。该书比勘了多种《元秘史》版本，并参照《华夷译语》，总结出一套明初音译《元秘史》的用字规律，对于准确理解《元秘史》的内容，深入研究13世纪的蒙古语，全面了解《元秘史》各种版本的源流皆有重要意义。在元史人物研究方面，他也写过一批有分量的论文。他在元史领域最重要的成就，当属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和研究胡三省学术思想的《通鉴胡注表微》二书。这是他一生最满意的两部著作，是分别代表他前后期史学研究特点的两座高峰。
《元西域人华化考》写成于1923年，它的史学价值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首先是史料繁富，考证精良。全书征引书籍210种，列举人物168人，各种事例不计其数。它以缜密严谨的考证阐明了元代中外文化交通与民族融合的事实。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在书评中推崇该书“资料丰富，考据精博”，“具有科学治史的方法”，“裨益吾人甚多”20。陈寅恪则认为此书考证之功，“我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21。第二，书中贯通事实，对有关历史问题作出系统论述，这是陈垣的历史考证胜于前人之妙。比如他分析例证，指出元代文化之盛超越汉唐；他通过西域各族接受汉文化的事实，表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他以文化认同作为识别民族的重要标志，说明了元代民族融合的成就。因此陈寅恪特别赞赏本书“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认为陈垣的史学已摆脱清人为考据而考据的旧习，“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第三，本书以实事求是的历史考证，开文化史研究之风气，所以陈寅恪称此书刊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大”，其意义“岂仅局限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之一事而已哉”!
在抗日时期，由于爱国抗敌热情的激励，陈垣的史学思想有很大转变，明确表示不以考证“为尽史学之能事者”22。他治史不以考证为自限，史学风格也为之一新，具体而言就是考证结合史论，发挥历史对现实的鉴戒作用，表达他的爱国思想。这种风格在“宗教三书”已见发挥，而《通鉴胡注表微》则是集大成者。《通鉴胡注表微》详尽地介绍、阐发了胡三省的学术和思想，陈垣结合《胡注》的议论和表述的史事，总结治史经验，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书中引用《胡注》精语750多条，引证典籍250余种。全书分20篇，前10篇讲史法，是从校勘、目录、辑佚、辨误、避讳、解释等多方面总结历史考证的经验，这里讲史法与单就某一方法作总结又不同，是从综合研究的角度看各种方法的互相关系和配合运用。后10篇讲史事，表达了陈垣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对史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对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认识。无论言史事还是言史法，都表露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国家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通鉴胡注表微》全面反映了陈垣的史学思想、治史成就和学风特征，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23。
陈垣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史学大师之一。他去世时，北京大学教授、他的学生邵循正撰挽联曰：“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可以说是对陈垣史学与生平十分贴切的写照。陈垣的历史考证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史料范围，以科学思想将前人零散的考据经验总结为各门自成体系、方法缜密的专学，并善于在考证中贯通史实，考论结合，对历史作出系统的综合解释。因此，他的历史考证能够超越乾嘉诸老，在崭新的高度上开一代风气，供后学取法。可以断言，在21世纪的新史学中，陈垣的史学成就仍然是一份值得继承的宝贵遗产。
注释：
①刘乃和：《陈垣的励耘书层》。《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陈垣：《与毕业班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中国青年》1961年第16期。
③⑤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页。类似之说还可见同书第302页、第796页。
④20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史林》（日文）第9卷第4号，1924年10月。
⑥12 15 23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承学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⑦11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页。
⑧《元也里可温教考·总论》。《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⑩1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13《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14《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后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 22《通鉴胡注表微》之《避讳篇》、《考证篇》，中华书局1962年版。
18《史讳举例·自序》，中华书局1962年。
19胡适：《校勘学释例序》。《胡适文存》第四集第一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21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9页。以下引陈氏评论皆见此序。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2000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