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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20世纪的历史考据大师
作者:周少川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5-28  点击量: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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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史学即将告别20世纪的时候,人们回首本世纪初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总忘不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格、傅斯年、顾颉刚等几位史学大师为推动中国史学近代化所创树的赫赫功绩。他们承前启后、汇通中西,吸取近代科学的营养,开辟了史学的新时代,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中的陈垣先生则以论证缜密、建树体例、融会贯通的新史学考据独树一帜,在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诸领域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作出了典范性的贡献。

一、一位爱国学者的不倦追求 

  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曾用名援国、用字圆庵,书斋号“励耘书屋”,故人称“励耘主人”或“励耘翁”①。陈垣自幼好学,6岁入私塾,12岁时得见《书目答问》,遂以此为师,摸索求书阅读。后又得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眼界更开一层,于是泛览群籍,知识面渐宽。17岁后参加科举考试,并曾考取了秀才,但终因对八股科举腐朽程式的厌烦,放弃了科考,而将兴趣转向钻研历史和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晚年,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以为当时虽然“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步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②。23岁,他读了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把此书拆开,分为“史法”和“史事”两部分进行研究。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民主革命风起云涌,陈垣和其他几位青年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1907年,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一年后,因反对教会对中国师生的歧视而愤然离校,与友人创办了光华医学院,并在这所学院继续他的学习。几年间近代医学的学习给予他严谨、缜密和条理训练,这对于他后来的治史有很大的帮助。1911年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同年创办进步报纸《震旦日报》。1913年他以“革命报人”的身份被推为众议院议员,进京参加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 

  陈垣是抱着救国理想,弃医从政的,然而在议员任上,他看到了在北洋军阀把持下政治的腐败。虽然进京前十年,他做过三届议员,还当过教育部次长,但对于时政却渐失信心。因此在从政之余,他把大量时间都用在阅读《四库全书》和积累宗教史料上。1917年,他撰写的第一篇重要的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公开出版,因其取材之广泛及对隐晦数百年的一段基督教史的揭示,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此文后又广稽材料,修订四次,定本最终题为《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次写作的成功,成为陈垣最终弃政治史的重要契机,从此他逐步脱离政界,专心于教学著述和文化事业。 

  1950年,陈垣在给友人席启駉的信中,谈到他数十年治史过程中的三次变化:“九一八”以前重钱大昕之学;“九一八”后改为顾炎武经世之学,注意事功;北京沦陷后,乃讲全祖望之学,激发故国思想,以为报国之道;解放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希望一切从头学起③。按照“三变”的说法,陈垣的史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17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近20年间,他在继承钱大昕等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具有取材广博、综合分析和形成专学等特点的,具有近代史学意义的历史考证学。此期通过他的“古教四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著,已经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重要地位,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在当时则赞誉陈垣为中国史家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④。第二阶段为卢沟桥事变以后8年抗战期间,陈垣身处沦陷区,但坚贞不屈,他在大学讲台上讲顾炎武《日知录》、全祖望《鲒琦亭集》,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此期他写出了三部宗教史专著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方面是他的历史考证在宗教史领域的新创获,一方面则表达了他“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⑤的爱国思想。尤其是此期写成的《通鉴胡注表微》,更充分反映了他的爱国情操。这是一部史考和史论紧密结合的杰作,它标志着陈垣的“史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⑥。第三阶段是解放以后二十余年,他的学术思想又有较大的转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阐述了他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愿望和体会。他不顾年高,坚持在学术上耕耘不息,在这阶段依然撰写了三十余篇史考论文。解放后,陈垣由衷地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于1959年以79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发表的《萨都刺的疑年》是他最后一篇论文。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心情压郁,于1971年6月去世,终年91岁。他一生所撰写的16部专著和近200篇论文,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宝贵财富。 

  陈垣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教育家。解放前,他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并长期担任辅仁大学校长,还当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他任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所长,是第一、二、三届人大常委,自1952年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桃李满天下,有不少学生是著名的史学家。 

二、开辟了宗教史研究的道路 

  陈寅恪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⑦这是对于陈垣开拓近代宗教史研究领域之功的一个准确评价。陈垣的宗教史研究关注各教的兴衰和传播,而不研究各教的教义。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历史上外来的古教,还是世界三大宗教、产生于中国的道教,都有专深的著述。从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起,他就连续写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等几篇分别考证犹太教、火祆教和摩尼教的宗教史论文,合称为“古教四考”。他编有《道教金石略》,抗日期间又完成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宗教三书”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对佛教和道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还撰有《基督教入华史略》、《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等研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播史的论文,以及大批研究宗教人物事迹的篇什,仅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就有论文三十多篇,宗教史研究是陈垣史学的重要方面。 

  在宗教史研究领域,陈垣以其缜密的历史考证所向披靡,攻克了道道难关,解决了许多历史疑案。与乾嘉诸老的考据学相比,陈垣的历史考证极大地扩充了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综观他所作的“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所用史料除了本世纪初新发现的敦煌经卷、内府档案外,更有许多为他人未见或习见而未能运用之资源,如方志、碑铭、案牍、佛藏,甚至砖瓦图绘、扁额楹联。他取《至顺镇江志》、《元白话圣旨碑》、《元典章》的材料,论证了“隐七八百年,其历史至今无人能道”⑧的元代也里可温教。他“考开封犹太教而采及扁联”,辨证了以往将一赐乐业教和回教“混视为一”的谬误⑨。他利用字书,从训释“祆”字入手,考明火祆教来源,阐明了火祆教、大秦景教、摩尼教的“相异之点”,解决了钱大昕、杭世骏等人经常混淆的问题。他“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⑩。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则大量利用佛典、佛教史籍和僧人语录,陈寅恪为此书作序,以为其中“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至识断之精,体制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释宗教诸文”。11 

  在宗教史研究中,陈垣善于通过考证贯通史实,说明历史事实的客观因果关系,阐述不同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从而对历史的一些问题作出综合解释。这也是他的历史考证能够超越前人之处。陈垣的宗教史研究首先阐明了宗教盛衰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比如他论述火祆教在唐代受崇奉,与唐朝交通西域的政策有关;摩尼教在中国的盛衰则深受回鹘政治势力变化的影响;也里可温教在元代中后期不受重视,是由于统治者逐步接受儒学政治思想的缘故;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从士人逃禅反映当时政治的变迁,因此陈寅恪在序文中说此书“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以政治史读也”。其次,他把宗教史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他特别重视宗教人物对外来文化的介绍和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注意揭示中外文化交通与宗教传播的内在联系,因此“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12。 

  其三,他的宗教史研究能够从历史的是非褒贬中惩恶扬善,从而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他在抗日时期所作的“宗教三书”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都有这个目的,他写《清初僧诤记》,意在抨击当时沦陷区汉奸的卖国行为;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13。其它各书,也是“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14。陈垣的宗教史研究以其精密的考证,解决了宗教史中的诸多疑难,并从宗教史研究的角度,对历史进行阐释,他的研究成果,为近现代宗教史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三、历史文献学的建基性贡献 

  陈垣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建基工作”15 。他的建基性工作表现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传统,通过历史考证的躬身实践,将清代学术中各种零散的考据手段,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总结,从而形成多门专学。这些专学所归纳的义例和原则,至今仍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发挥着典范作用。 

  陈垣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不仅许多古代书目烂熟于胸,而且还对一些重要书目作过专深研究,纠正不少书目的错误。他曾集中研究《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撰写了《四库书目考异》、《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等数篇论文。为了辨章学术,尤其是在一些新领域里开辟门径,他还编撰了一批重要的目录著作。其中如《敦煌劫余录》,收录敦煌写本八千余轴,稽核同异,分门别类。陈寅恪为之作序,认为敦煌学乃“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而本书“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序中充分肯定了《敦煌劫余录》“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的功绩16。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则论述了佛教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从而为历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园地。不仅如此,书中提到的著录项目:“每书条举其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板本源流、撰人略历及本书内容体制,并与史学相关诸点”,也为目录的撰写确立了模式。以上二书,可以说是陈垣在目录学领域总结性成就的代表。 

  年代学是解决历史要素中时间概念的基本功,中国古代的历法、纪年问题很复杂,近代以来研究中外交通,又需克服中、西、回等不同历法的换算问题。陈垣继承了清人对中国历史年代考订的成果,运用近代天文历算的科学知识,在历表的编制、历史年代的考订、运用年代学考证史事等方面,为年代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编纂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是两部可供检索上下两千年,中、西、回历可以互换的精确历表;二表前者较详,后者较简,但后者有不少文字说明,是关乎年代学的重要内容。这两部工具书是年代学的开创性著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重视和利用,并成为近世以来各种历表、年表之滥觞。他的著作《释氏疑年录》,以及《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文章,皆以年代学的方法解纷纠谬,获得新证,为如何运用年代学考证历史事件的时间和人物生卒年,提供了系统的范例。 

  陈垣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17为了解决治史中的避讳问题,他全面爬梳了历代避讳的情况,系统整理了古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利用避讳现象校勘古籍、考证史事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撰成《史讳举例》一书,“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18。在这部书中,陈垣概述了古代避讳的历史沿革,揭示了避讳的方法、种类和特例,对因避讳造成的古书讹误和史实混乱作系统的分类、归纳,而最为精彩的是介绍了利用避讳学进行校勘考证的种种方法。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史讳举例》这部总结性著作一方面建立了避讳学的体系,一方面为历史考证归纳了一个可资研习、利用的新工具。 

  在校勘学方面,陈垣一生以校勘为治学考史之要务,所校典籍甚多,辨误是正无数,然最为突出的工作是校勘《元典章》,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二书。前者校出校记12000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放心使用的《元典章》善本。后者又称《校勘学释例》,它是陈垣对于传统校勘学进行理论总结的重大贡献。该书归纳了古籍文字致误各种形式的通例和特例,探讨了古籍文字致误的各种原因,为人们在校勘中准确寻找古籍讹误指明了方向。该书的精义更在于将以往靠各自摸索、先验运用的校勘方法系统总结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校勘四法”。胡适评价说:“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19《校勘学释例》对于古籍致误形式、原因,以及对于“校勘四法”的理论总结,确实使中国传统的校勘学上升为一门科学的新的校勘学。 

  熔目录、版本、校勘、年代等专学为一炉的“史源学”,更是陈垣在文献学领域的一个创造。《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是陈垣讲授史源学课程的范文汇编,从书中可以看出,史源学是对前人考证结论的再考证:追寻其史料根源,厘定各史料间的源流前后关系,审明史料的正误和优劣,考察对于史料的运用是否正确。它是陈垣所独创的、进行历史考证基本功综合训练的一门学问。综上所述,陈垣在历史文献学领域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将前人的考证经验,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操作和成长的专学,从而为历史文献学的不断完善奠基,为历史考据在新时代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四、元史研究的巨大成就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陈垣是元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他打破从清代到本世纪初重修《元史》的旧格局,从宗教史、文化史、学术思想的角度,以专题研究的方法,开一代风气,把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元史研究中的巨大成就包括:宗教史方面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元基督教徒之华学》,以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关于宋元时期道教史的研究。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如上述《沈刻元典章校补》外,又有《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而要特别提出的是《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书。该书比勘了多种《元秘史》版本,并参照《华夷译语》,总结出一套明初音译《元秘史》的用字规律,对于准确理解《元秘史》的内容,深入研究13世纪的蒙古语,全面了解《元秘史》各种版本的源流皆有重要意义。在元史人物研究方面,他也写过一批有分量的论文。他在元史领域最重要的成就,当属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和研究胡三省学术思想的《通鉴胡注表微》二书。这是他一生最满意的两部著作,是分别代表他前后期史学研究特点的两座高峰。 

  《元西域人华化考》写成于1923年,它的史学价值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首先是史料繁富,考证精良。全书征引书籍210种,列举人物168人,各种事例不计其数。它以缜密严谨的考证阐明了元代中外文化交通与民族融合的事实。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在书评中推崇该书“资料丰富,考据精博”,“具有科学治史的方法”,“裨益吾人甚多”20。陈寅恪则认为此书考证之功,“我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21。第二,书中贯通事实,对有关历史问题作出系统论述,这是陈垣的历史考证胜于前人之妙。比如他分析例证,指出元代文化之盛超越汉唐;他通过西域各族接受汉文化的事实,表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他以文化认同作为识别民族的重要标志,说明了元代民族融合的成就。因此陈寅恪特别赞赏本书“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认为陈垣的史学已摆脱清人为考据而考据的旧习,“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第三,本书以实事求是的历史考证,开文化史研究之风气,所以陈寅恪称此书刊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大”,其意义“岂仅局限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之一事而已哉”! 

  在抗日时期,由于爱国抗敌热情的激励,陈垣的史学思想有很大转变,明确表示不以考证“为尽史学之能事者”22。他治史不以考证为自限,史学风格也为之一新,具体而言就是考证结合史论,发挥历史对现实的鉴戒作用,表达他的爱国思想。这种风格在“宗教三书”已见发挥,而《通鉴胡注表微》则是集大成者。《通鉴胡注表微》详尽地介绍、阐发了胡三省的学术和思想,陈垣结合《胡注》的议论和表述的史事,总结治史经验,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书中引用《胡注》精语750多条,引证典籍250余种。全书分20篇,前10篇讲史法,是从校勘、目录、辑佚、辨误、避讳、解释等多方面总结历史考证的经验,这里讲史法与单就某一方法作总结又不同,是从综合研究的角度看各种方法的互相关系和配合运用。后10篇讲史事,表达了陈垣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对史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对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认识。无论言史事还是言史法,都表露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国家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通鉴胡注表微》全面反映了陈垣的史学思想、治史成就和学风特征,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23。 

  陈垣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史学大师之一。他去世时,北京大学教授、他的学生邵循正撰挽联曰:“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可以说是对陈垣史学与生平十分贴切的写照。陈垣的历史考证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史料范围,以科学思想将前人零散的考据经验总结为各门自成体系、方法缜密的专学,并善于在考证中贯通史实,考论结合,对历史作出系统的综合解释。因此,他的历史考证能够超越乾嘉诸老,在崭新的高度上开一代风气,供后学取法。可以断言,在21世纪的新史学中,陈垣的史学成就仍然是一份值得继承的宝贵遗产。 

  注释: 

  ①刘乃和:《陈垣的励耘书层》。《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陈垣:《与毕业班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中国青年》1961年第16期。 

  ③⑤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页。类似之说还可见同书第302页、第796页。 

  ④20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史林》(日文)第9卷第4号,1924年10月。 

⑥12  15 23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承学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⑦11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页。 

  ⑧《元也里可温教考·总论》。《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⑩1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13《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14《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后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  22《通鉴胡注表微》之《避讳篇》、《考证篇》,中华书局1962年版。 

  18《史讳举例·自序》,中华书局1962年。 

  19胡适:《校勘学释例序》。《胡适文存》第四集第一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21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9页。以下引陈氏评论皆见此序。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2000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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