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旭麓先生还活着，今年才八十三岁，可是他去世已整整十三年了！本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七十，已是造化所赐，但旭麓先生的突然去世，对中国学术界、对敬他爱他的万千学子而言，却仍不啻是晴天霹雳！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十三年前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按原来的计划，先生将于12月2日下午给在校的研究生上课，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已收到通知了，但在12月1日傍晚六点一刻先生却被可恶的心肌梗塞夺去了生命。半个月后，也就是12月15日下午，在肃穆凄怆的龙华吊唁大厅里，来为先生送行的家属、朋友和学生共七百多人无不痛哭失声，甚至连以前从未听到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恃！后来，我曾和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个主要司仪谈起当时那种无法抑制的悲伤情景，他说：“那种发自内心的哀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导演的，是先生自己导演的。”是的，那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里，有对先生学问与人格的景仰，有对先生晚年境遇的悲愤，更有对先生遽然仙逝的震悼。
他是一个站起来思考的人，一个在大学时代就已崭露头角的有思想的史学家和有学术的思想者，毕生往来于学术与思想之间，求索百余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即使是在大批判的吼声湮没一切的严酷年代里，仍坚持以爝火萤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症结，并在老境侵夺中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了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他又是一个当了整整四十年副教授才进入教授行列的大牌教授，去世时只是才五、六个人的研究室主任，却以自己的文章和思想铸就了大匠身后的丰碑！他从50年代中期起就已是驰名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却至死也未获得博士导师的资格，然而在学生的心目中，他始终是师道的楷模，“一个可敬而且可亲的人”！
这就是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生前声名洋溢，身后长令生者慨叹！他主张“以史经世”，他的经历就是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尽管曾经参与先生遗著的整理，又编过先生的文集，自信对先生的学行和志业已有所了解，但当我开始下笔写这篇传记的时候，仍然感到力不从心。我当然不指望这篇传记能够真切地传达出先生学问的精髓和神韵，也不想把它写成一篇怀古忆旧的纪念性文章，或歌颂先师学问道德的表扬性文字，我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只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我对先生及其近半个世纪治学生涯的理解。
“出湖”
一个人的学行志业总是与他早岁的经历、境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陈旭麓先生遭逢的是一个“将死”和“方生”交织的大时代。这个时代裹挟了亿万苍生的命运，也左右和主宰了那一代知识人的追求。
五四前一年，即1918年3月31日，陈旭麓先生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源湾的乡村里。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湘乡地处“山国”，但仍不免受时局影响。先生祖上多以经商为业，曾祖父一辈家境颇为富庶，但到父亲一辈，已家道中落，常常入不敷出。因此，先生年幼时常跟姐姐到田里拾稻穗，他的母亲亦因营养不良而患贫血，因贫血而在先生5岁时早逝。先生的父亲虽非经营长才，但经商甚为得法，盈利颇丰。先生7岁时，家中已无温饱之虞。湘乡是理学之乡，重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大约在1926年，白源湾开办了小学，先生遂入学发蒙，随习国语、算术、图画、音乐、体操诸课程。不久，学校停办，先生乃转入旧式蒙馆，课本亦由“大狗叫、小狗跳”变为“学而时习之”。后先生又转学到一所层次较高的私塾，随私塾先生学《左传》、《诗经》、古文、唐诗，以及《近思录》和《昭明文选》等，开始系统地接受传统经史诗文的熏陶。
1934年秋，先生离开了湘乡，负笈省城长沙。自清季以来，长沙就已逐渐成为湖南的新学中心，这里有不少新式学校，传授新学课程，如数学、英语等。但此前先生一直就读于私塾，所学与这些新式学校相去甚远，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先生抵长沙后并未入新式学校，而是进了“孔道国学专科学校”。
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是一所倡导“尊孔读经”的学校，校长是前清翰林彭清黎，教师多为前清举人、秀才，思想比较守旧，但国学确有造诣。学校课程设置凸显国学教育，虽亦有哲学、小学、地理学、音乐等学门，但哲学课程并不教西洋哲学，而是讲授宋明理学；音乐课不教五线谱，授课乐器也不用钢琴、风琴，而是用古色古香的七弦琴。在这种波澜不兴的静谧氛围中，先生在研读经史子集之余，曾与十来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名叫“一社”，取古书上“天下定于一”之意。每当三月阳春，十月金秋，三五同学，登岳麓山，游天心阁，聘目畅怀，分韵赋诗。这些诗作后曾结集石印，名曰《一社集》。据先生自述，其内容多为旧体诗，也有少量文章，基本上是风花雪月、感时伤世之作。
虽然孔道国专与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的整体氛围颇不协调，但对先生而言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深厚的旧学根底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他的喜欢填词赋诗与“一社”的活动也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更何况先生也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实际上，先生博览旧籍之余，也接触了不少新学论著，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陈独秀的《独秀文存》等。这些新学论著在30年代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书籍了，但对于一直浸润于经史子集的先生来说还是足以振聋发聩的。孔道国专自以倡导国学为务，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在外患迫来的时代兴起，本身就寄寓着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据先生回忆，当时国专里有位姓赵的老师，是康有为的学生，他每出作文题，不是论历史上的外患入侵，就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类命题。先生的作文，时常得到他的称赏。有一次，他还在先生课堂习作后批了一首七言诗，最后两句是“心有阴符谁可授，圮桥坐得到天明”，诗中以圮上老人自况，将学生比作张良，已由平日的称赏变为殷切的期待了。
在长沙孔道国专的那段岁月，给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特别是那些名山胜水更成了鼓舞他前进的力量之源。后来，他曾在一篇散文中深情地写道：
“衡山、岳麓、湘江、洞庭，故乡这些名山胜水，是天下皆知的。我在青年时代，常倘佯于湘江之滨、岳麓之巅，山上的森森古木，江中的争流百舸，是多么熟悉。我原名修禄，嫌太俗气，十几岁时到长沙读书，改名旭麓，名字与岳麓山也发生了联系。可我多次从衡山脚下走过，却没有去爬祝融峰，我在洞庭湖不远的长沙生活了好几年，也没有去湖上泛舟。
“后来的几十年，奔驰在外，湘江、岳麓始终好像亲人的身影，萦绕胸际。岳麓山的云麓宫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涛声下洞庭，曾成为我梦魂中追踪衡山、洞庭的向导。我也每每从地图上、游记里和诗词中贪婪地领略衡山、洞庭的风姿。
“童年，常听长辈说某某‘出湖’了，那是说他有了出息，出了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出湖’，词源何来？过了许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洞庭波送一僧来’，八指头陀出了湖；《洞庭湖》杂志创刊，湘籍留日学生出了湖，湖南的名山胜水，就是这样鼓舞着她的儿女前进。
……
“人对哺育了他的土地，到老不能忘怀。尽管年光流逝，乘腿脚尚健，一有机缘当再渡洞庭，品茗君山；还想攀登祝融峰，以偿平生未了之愿；也很向往张家界的千岩万壑。我爱故乡的名山大川，更爱那里的土丘小流，土丘小流里有着丰富的生活，还有自己童年的足迹。 ”
这篇情文并茂的文字里，浸透着先生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更寄托着先生对故乡绵绵无尽的一湾深情。受孔道国专和故乡名山胜水的陶铸，又熟见近代三湘志士在湖山之间留下的足迹，先生于苦学之余，遂有追蹑前贤之想。立志“出湖”，也就成了他生命的渴望和坐标。
抗战爆发后，听说武汉有一个抗日工作训练班招生，先生立即风尘仆仆前去报考，但一到武汉，先生就病倒了，只好拖着病躯返回长沙，治了十多天才能勉强起床，因此而错过了参加抗日工作训练班的机会。病愈之后，先生继续潜修学业。由于孔道国专并未在国家教育部立案，文凭自然亦未得权威部门认可，先生乃弃孔道国专，转而投考刚刚内迁到长沙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无锡国专由著名教育家唐文治主持，在教育界有不低的声誉，前往报考者有50余人，先生考分名列前四，并受到唐校长的特别约见。考取无锡国专，对早已熟读经史的先生而言，不过是对历年所学的一次检阅，实际上，无论是孔道国专还是无锡国专，都已无法满足先生的求知欲望，他渴望深造，更期待挑战。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战局的逆转，大夏大学为时局所困决议迁校，与复旦大学联合办学，分设联合大学于庐山及贵阳。不久，东南局势阽危，庐山恐将不保，乃再间关跋涉，辗转迁于崇山峻岭之贵阳。从庐山到贵阳，途径长沙，先生由湘乡同学引见，得识大夏大学秘书长王毓祥。在王毓祥的支持和帮助下，1938年，先生离开无锡国专，前往贵阳，入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读，一年后因故转入历史社会学系。 这一选择，影响了先生后来一生的命运。
大夏大学立校的历史不长，内迁之时仅十余年时间，但由于创校诸老和王伯群校长治校有方，精英云集，在上海时就已声誉鹊起，并跻身上海八大名校之列。先生选择大夏作为自己的进学之所，并非就地取材，而是基于大夏本身清新形象和不俗业绩。由于先生此前一直就学于私塾和国专，从未进过新式学校，初入大夏不免新奇和陌生，但他敏捷的才思和厚实的旧学根底，很快就使他从同学中脱颖而出，1942年10月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第一本书《初中本国史》，次年又在一家文史期刊上发表了洋洋三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并贵阳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随笔和时论，成为公认的大夏高材生。先生文字中所展露出众的才思，颇得大夏文史前辈的嘉许和赏识，时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谢六逸先生更对他另眼相看，不仅经常为他排忧解难，还特地安排先生到他主持的文通书局编辑所兼任编辑干事。
先生在大夏的读书生涯，首尾五年。五年中，先生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而且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开始对“进步书籍”－－诸如《论持久战》、《资本论》等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在与同学交谈或论辩的时候，也频繁地借用这些著作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开口就是“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闭口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先生还因此而得了一个绰号－－牛克斯。先生本不是好辩之人，但目睹山河破碎，国事日非，不免忧心忡忡，并由忧心而生愤激。1941年春，国民党特务竟然在大夏大学校门口制造惨案，开枪打死一无辜女生，先生目击惨案，悲愤难抑，立即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评论文章，贴在壁报上。学校当局如临大敌，命训导处职员揭下，直送国民党贵州党部，并扬言要严惩作者。后经谢六逸先生斡旋，先生才得以免遭不测之祸。
大学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多梦的季节。在这个多梦的季节里，先生曾将自己的抱负写在对未来的规划之中，那就是要创办一所中学，或者一家出版社，先生后来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回忆说，他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文教界打下一片江山。先生所作《黔灵山寺中戏着袈裟摄影》一诗颇能反映他此时的抱负和理想：
“会首前程笑拈花，儒冠今欲换袈裟。
眼中一滴英雄泪，要渡苍生百万家。 ”
“出湖”，并不仅仅是走出湖南，“要渡苍生百万家”，才是先生立志“出湖”的本意。带着这个豪迈的志向，1943年2月大学毕业后，先生应聘出任贵州修文县立中学校长，可是，在那荒僻之区，先生非但无法一展怀抱，反而因拒绝在校内讨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而被有关当局视作“共党嫌疑”。仅一个学期，先生就无奈地辞职了。
早岁哪知世事艰，先生一踏入社会就切身感受到这句诗的深刻含义。1943年夏，先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并受聘于湘乡私立起陆中学。先生选择回乡任教，主要是基于尽孝，可以就近照料病中的父亲。但是先生的孝心并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这年冬天，父亲还是去世了。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攻占长沙，进逼衡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湘乡地处长沙、衡阳之间，自是一派兵荒马乱。先生携家人，一路逃难，经邵阳，且住武冈山门。到1945年3月，湘乡一带战事稍平，先生乃送家人返乡，自己只身一人，出湘西，顺乌江，入四川，在抗日烽火中颠沛辗转，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从大学毕业到离湘入川，三年中，先生在个人的事业方面几无尺寸之进，似乎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但漂泊的生活也使先生对社会的现状和民间的困苦有了更切近的了解，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先生在入川途中，口占《乌江船上》一诗，就强烈地发抒了这种感受：
“杂花犹绕树，江上已春残。
水急千寻石，云深两岸山。
居民无完服，破屋每三间。
休道风光好，西南物力艰。 ”
1945年5月，先生抵达重庆后，借住在一个同乡的商店里，后经两个大夏同学介绍，到赣江中学任历史课教员兼训育主任。
赣江中学系旅渝江西同乡会所办的中学，设在离重庆市区60里的冷水场的一个庙里，有300多学生。当时，形势动荡，校纪萧然，高年级学生中不少是袍哥的成员，常常无端滋事，酗酒斗殴。先生既兼任训育主任，自然对校纪校规负有责任，因此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整顿校纪校风，严厉训斥那些无恶不作的学生。但被训斥的学生却不买账，怀恨在心，公然在校内贴出大标语：“打倒陈旭麓”。校方对此置若罔闻，先生一怒之下，辞去教职，返回重庆。
辞去赣江中学的教职，先生再次失业。就在先生为生计奔波之际，先生得知当年曾经荐举过自己的王毓祥先生正在重庆办理大夏大学的“复员”手续。王毓祥先生此时已是大夏大学的副校长，先生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寄了一首诗，语多问候，实系自荐。王先生本来就十分欣赏先生的才华，接到来信后，便急召先生，委以校长室秘书之职，协助办理大夏大学返沪事宜，参与编纂《大夏周报》。
40年代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在这里较量，各种政治思潮这里激荡，各种政治活动在这里展开。在这种氛围中，先生的思想日趋激越。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重庆各界为促成会议成功，每天晚上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会议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先生常前往聆听，其中王若飞、郭沫若等人的演讲，以及国民党特务的现场捣乱，均给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日后回忆说：“王若飞同志那胖胖的中等身材，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而特务们的怪叫和飞石，更增加了我对国民党的卑视和愤慨。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人在校场口隆重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国民党当局却派遣特务、党棍，冲击会场，抢占主席台，殴伤大会主持人和演讲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章乃器等6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校场口血案。先生恰好在场，目睹当局的暴行，义愤填膺，连夜疾草《目击者》一文，刊诸重庆《民主报》，发抒了一个血性青年的爱憎和愤鸣。事后，先生拟以此为题材撰写一本专书，并拟定了书名和提纲：书名为“胜利了以后”，提纲共分十章：（一）胜利的鞭炮；（二）所谓“受降”；（三）毛泽东到了重庆；（四）双十协定；（五）内战！内战！内战！（六）赫尔利走了；（七）学府的血；（八）政治协商会议；（九）沧白堂与校场口；（十）历史往哪里走。这本书后来虽没有写成，但从先生拟定的书名和提纲可以看出，先生的个人立场与思想倾向已开始趋向激越了，以致于连他在赣江中学的同事都以为他是“出色的地下工作者” 。
先生在重庆前后不足一年半，但对先生而言，这是一段艰难而又异常关键的年月。说它“异常关键”，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先生此后的人生走向。因此，先生始终对这段时光怀着复杂的情感，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住在重庆一年多，街道的坡度和灰尘，宿舍里的耗子，酷暑的夏季，虽然是胜利的司令台，人们终究不易怀着浓厚的好感；可是一旦要离开了，总有些莫名的怅惘和眷恋；何况在艰难的岁月里，有许多天真的面庞和纯洁的友谊，给你打发了多少寂寞的日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离别的须臾，怎不叫人神往！ ”
1946年9月，先生随大夏大学全体复员教职员一起乘华泰公司的轮船顺江东下，沿途开开停停，直到10月24日才驶抵南京。26日清晨，改乘火车抵沪。一个多月的旅程，先生写下了许多诗句，后来又以《江上秋风》为题，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有“细剥核桃数浪花”的悠闲时分，更有“和平安得戢兵氛”的沉痛叹喂！兹录其中两首七言诗：
船泊奉节
茫茫湖山道路赊，眼穿望不到京华。
东风吹皱一江水，秋雨羁留八月槎。
心伴马头云出峡，人同雁影渚为家。
看书睡起浑无事，细剥核桃数浪花。
船自三峡下泊武汉重游黄鹤楼
衣冠几辈浊难分，楼阁依然满夕曛。
胸底险翻三峡浪，眼前幻接十年云。
江山合有诗人藻，竹帛空谈革命勋。
中原血泪民力尽，和平安得戢兵氛。
从重庆到上海，对大夏而言，是复员；对先生而言，则是初来乍到。到上海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先生的身份仍是校长室的秘书，具体负责联系毕业同学，起草各种普通文书，看起来很平凡，但复校之初百废待举，头绪纷繁，校长室肩负沟通上下、联络内外之责，工作并不轻松，单补发文凭一项就够头疼了， 更何况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事上的缠绕！当时大夏校长是欧元怀，副校长为王毓祥，欧王间有矛盾，先生处境比较微妙。大概从1947年初，先生被聘为讲师，不久擢升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949年2月起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秋季开学，先生同时在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但身份不同，在大夏是副教授，在圣约翰则是教授。而在时人心目中，圣约翰是上海顶尖的名校，大夏逊其远矣，在彼为教授而在此仅为副教授，于理不通，这可能是由于欧、王之间的矛盾所致。尽管如此，上海毕竟为先生提供了一个可以挥洒才智的广阔空间。
“自由份子”
抗战期中，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国共两党周围都各自凝聚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落。在这两大知识群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颇有声势的“自由份子”群落，他们无党无派，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者，无时无刻不在急切地寻找内战硝烟笼罩下的中华民族前去的路。他们的言论日趋激烈，却没有以意识形态的语言为某一个政党张目；他们“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但就立场而言，仍然是中道的“自由份子”的立场。先生曾在1947年10月发表的一篇时论中探讨过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及其胜利以后的转变，其中写道：
“抗战期中以至于胜利以后，知识阶级的社会意识，有一个大大的转变，好些象牙之塔的学者，因环境给予的刺激，走上了时代的道路，如闻一多先生本是一个连报都不愿意看的学者，竟积极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即其一例。美国教会世界服务社理事长穆斯博士游历远东返国后谈：‘中国除共产党外，尚有不少自由份子，彼等不能参加蒋主席所领导之政府，故有单独发动变乱的可能。’穆斯博士的观察，有部分的道理，在中国知识阶级的领域中，无疑的有大量的自由份子，他们不愿走入共产党的集团，更不满意政府的一切，他们拥有舆论和民气的反抗力量。大概穆斯博士所见到的，便是国共以外的许多自由份子以及五月间学生运动的表现。这许多自由份子，固然怀着满腔热血，但是欲单独举起革命的旗帜，是不容易的：一则缺乏坚强的组织，再则没有革命手段的武力，并且愿意挺身出来干涉政治的自由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究竟太少，这是中国的中庸主义在作祟。但是他们虽然没有革命的力量，却有左右社会的影响。如果国民党能够领导政府突破当前的难关，实现中山先生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以达到民主的道路，则这些自由份子正是民主的新血液；如果政府继续腐化恶化下去，他们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将有走入左方革命集团的可能。不可否认的，此种现象，已日趋显著。 ”
这段话虽是就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变而言，但其中无疑也包含了先生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实际上，40年代末先生的个人立场正是沿着上述的轨迹逐渐转变的。
大概从大学毕业始，先生在求职与乱离之中对国事的蜩螗、社会的板荡、生民的艰窘有了切肤的感受和直观的认识。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先生在陪都重庆的时候，便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政治性集会，经常聆听社会各界精英的演讲，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报刊，先生的视野更开阔了，对政治现实的认识更深入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怀更深切了！这种变化，使先生非常自然地与那些批评时政、急切地为民族寻找去路的言论产生强烈的共鸣。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他曾经与整个民族一起狂欢；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他也曾参与庆祝和欢呼；但“胜利的鞭炮”瞬间就被国民党特务的乱石和怪叫淹没了。随着内战的爆发，以及战事的扩大和蔓延，本来经过八年抗战已高度萎缩的国民经济再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金融秩序混乱不堪，经济濒临崩溃，物价急遽飙升，生活指数直线飞涨，人民的痛苦指数则达于极点，但黩武者却依旧党同伐异，不惜诉诸武力，诛除异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且不说那些党派化的知识群落，就连许多原本无心问政的“自由份子”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和平与民主的诉求，严厉地抨击时政，为自己的生存，也为民族的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
从重庆到上海后，先生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抗争之中，他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性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众多活动，以及席卷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反美扶日等政治示威，并与几个大夏湘籍同人一道创办《潮声报》，上海解放前夕还联络部分志气相投的教师发起组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等。但是，先生并不仅仅只是参与一些实际的政治抗议活动，更以巨大的勇气和胆识致力于从理论上探寻国家灾难的根源和民族可能的去路，成为那个时候在黑夜中呼唤光明，为新中国催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先生并不是一个政论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观察和思考，以及由这种观察和思考转化而来的言论和文章，往往不受那种就时事论时事的一般政论模式的约束，而具有一种总揽全局的气度和恢宏廓大的视野，其论旨的鲜明，思辨的神采，理路的圆融，论说的通透，文字的畅达，均明显有别于那时的言路中人，自成一格。虽然先生那时还不足三十岁，但年龄丝毫不影响他文章的深度和笔锋的犀利。他所撰写的时论《我们向哪条路走》、《暑假话大学》、《戊戌维新论》、《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论学生运动》等等，均发表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观察》、《大公报》、《时与文》、《展望》等报刊的显著位置上或在目录中以粗黑体标出，充分地显示了这些时论本身的质地和份量！当时的上海是中国自由言论的中心，时论高手、写家云集，先生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为难得！
那个时候，中国的局势已届山尽水穷，国共双方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土上展开空前惨烈的肉搏，尽管和平已成为时代最强烈的诉求，但战争却处于混沌和胶着的状态，根本看不出丝毫罢手的迹象，和平的诉求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徊惶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谁都渴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谁又都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因为各有去的方向，你不同意我走的，我不同意你走的，互相阻挡，拥塞在这交叉路口，乱作一团，开交不得。就是残存着指路的标记，也被血肉涂抹得看不见字迹了。”先生在一篇题为《我们向哪条路走？》的时论中写道：“中国历史上遭遇了空前的比期，也是整个民族的一次大考试。这考试是否可以拿着及格以上的分数，突破两千年来的因袭，还有待我们的努力。”在这篇时论中，以一个“自由份子”的立场，相当透辟地分析了各种去向的阻力和可能性。他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不外“武力统一”、“和平统一”、“革命统一”三个去向。所谓“武力统一”，也就是剿灭政策，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待反对势力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先生认为国民党实际上正沿着这条老路走，“重庆谈判”、“政治协商”等等一切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内争端的方案，“实际上只是有权者的遁词，拿政治来搪塞，做做美丽的幌子而已”。但问题是当时国内国际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剿灭政策因为自己和环境造成的牵制，非但无法奏效，“反给予反对势力一种生存发展的保障”。因此，国民党想藉此保持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面子，换来的将是“更难堪”的结局。最好的结局，当然是“和平统一”，通过和谈，尽快结束战争，组建联合政府。要使这一去向变为现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怎样使历史传统的个人军队或政党军队变为国防军，怎样使一党掌握或独裁的政权走向民主的实践，才是症结之所在。先生对此不报任何的希望，他认为，要使两个独立的武力集团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之后，不是一的扩大，而是数学式的一加一等于二，除非出现奇迹！至于“革命统一”，虽然那时的中国不但有着革命的事实存在，而且也有了革命的恐怖心理，但革命意味着暴力，必然受到种种现实的限制，尤其是抗争八年后，人民实在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们所祈求的是过些和平的日子，厌战的心过于望治之切，视革命为畏途。所以，先生认为，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一处不是火药库，但革命尚未瓜熟蒂落。先生对腾传一时的所谓国共分地而治、各据半壁以自雄的主张亦极不以为然，虽然历史上曾出现过南北朝那样的对立局面，但那是统治权的斗争，“与今日政权和民主的争取大异其趣”，而且，“当前的形态是错综复杂的，被不同的信仰和势力打破了固定的空际范围”，中共建立的边区在陕甘宁，但其势力并不限于陕甘宁，即使在极南的广东和海南岛也有他们的势力，就是政府自身也未必尽是真正的政府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战争或和平的两个途径，战争则包括剿灭和革命，和平则不出联合政府的范畴，绝不能有不战不和的执中办法。”和平，固然是人人翘首以盼的，但是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所以产生的革命力量无法使革命一气呵成。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希望‘变’，彻底的‘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力，和衷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的安排。”先生当然是反对战争的，但实际上中国除了战争之外，并不存在另外的选择。所以，先生在文章的最后无奈地说：“人民是迫切地祈祷和平，希望尝一点安宁生活的滋味。如果和平不可急得，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安祥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若战争徒惹成长期的纷乱，打个你死我活，依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从和平求出路，则目前一起的决策需要有智慧者的重新考虑，不要让历史铸成了不可收拾的大错。”
在“武力统一”、“和平统一”和“革命统一”三种去向中，先生似乎更寄望“革命统一”。他在几乎同时上发表的另一篇时论《中国还需要革命》中，进一步申论中国“革命的必要”，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的集中，战争与饥荒的绵延不绝，土地问题的日趋严重，“官逼民反”的层出不穷，在在表明，中国已经面临“这样一个积重难返而又万分需要革命的时代”。因此，他认为“今日不谈改良则已，欲谈改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使这个僵化的社会有新的转机”。但究竟“谁能担当革命的重任”呢？先生认为，能担当革命重任的，不外三种力量：一是国民政府，二是自由知识分子，三是握有武力领导革命的中共。先生分析了这三种力量各自的可能性之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阶级意识，大资产阶级不论，商人和地主式的小资产阶级，为了他们有足够温饱的享受，他们本反对流血革命，然而这阶级里的人，在官僚政治的剥削和内战的压力下，已有转变的趋势。……大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阶级及开明绅士，希望改良派的社会主义者或革新派抬头，如果国民政府能够达到改良的目的，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正是政府的诤友；可是政府的一切设施，正与相反，益增加他们的离心力。改组后的政府，所谓混合内阁，徒增几个花瓶而已，其实质不变，一如往昔：物价依然高涨，官吏依然贪污，金融依然无法调整，乱糟糟的情形依然无丝毫的好转现象。”这段话实际上已暗含着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需要革命，无论是政府来完成为完成的革命也好，共产党来革命也好。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如不能拿革命的手段刷新社会，则‘革命’必假手于人。可是你要革命，你要和平，人家都不点头，结果革命也不能，和平也不能，就演为现在你打我、我打你的局势，这局势要维持多少日子，刀柄又拿在别人手里，可以痛哭流涕者在此。”就是说，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但在尽快结束纷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前提下，究竟由谁来主导革命，先生并无成见。
先生的言论多析理居正，且富有见地，显然已引起舆论界的关注，许多民主人或进步团体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先生常在被邀请之列，与上海的知识精英们一起就国内局势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这些座谈会上，先生多慷慨陈词，畅抒己见，即使因故无法出席，先生总尽可能以别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譬如，1948年9月，《中建》杂志（北平版）在上海邀请一批进步教授座谈“当前的学生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先生正卧病在床，本可以不表示意见，但接到邀请后，先生依然在病床上写下并提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其中尖锐地指出：“‘当前学生问题’，并不是学生本身真的有什么问题，青年永久是纯洁热情而前进的。问题的症结是在今日政治社会及教育的失调，数十年来的执政者不能辞其责任。我们试回想战前的学生运动，要求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五四时候的学生运动，要求科学和民主，然而当时也与今日一样认为学生有罪，事实证明到底如何！陆放翁有句诗：‘万事莫如公论久’，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条定律。 ”这段话虽然非常简短，却掷地有声，特别是它写在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过激青年”的过程中，就尤其需要勇气和胆识了！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先生为《大公报·星期评论》撰文，就曾严词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学校当局处理所谓“有思想问题的青年”或“过激分子”表示强烈不满，他在文章中写道：“不可否认的，二十年来的教育，政治的压力多于教育的启导。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悦诚服也，力不足也。’教育不能启迪青年，而用政治的威力，这是党化教育的完全失败。其实不满现实的过激青年，除极少数或含有政治的因素，大多数都是优秀而纯洁的分子。我们毫不珍惜青年的前途和社会未来的需要，凭一时的意气，断送其求学的机会，衡之教育本旨，未免背道而驰。就是这样严密的防范，何尝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因为学潮的产生，并不是青年本身的问题，问题在青年正义的呼声里，就是整个国家症结之所在。如果不解决症结的本身，而禁止说出症结的声音，何异慈禧太后不许太医说出同治帝的花柳病，结果同治帝的病情怎样？况且青年的思想有无毒质，既不能从血液中去化验，也无法用显微镜去透视，入学之始，何从知其向背。事实上思想行动，往往随环境为转移，在合理而顺适的环境里，青年可驯若羔羊，一旦受了刺激，羔羊也可变成怒吼的狮子。 ”
40年代后期先生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或其他政治性的派别，但他日趋激越的批判姿态表明，他已开始逸出“自由份子”的轨迹。那个时候，“自由份子”的言论已引起当局的不快，像先生这样肆无忌惮的越轨抨击就更为当局所忌恨了。南京三青团主编的报纸就曾大肆攻击大夏大学的进步教师，称他们为“群奸”，特辟《大夏群奸谱》，先生被列为第二名，大有欲灭之而后快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直提携先生的王毓祥副校长，也特别关照先生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到学校办公。先生被迫从大夏校园搬出，东躲西藏，以防不测，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这种“流浪”生涯才告结束。因言论或行动而受到当局追踪和绞杀，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但这种追踪和绞杀并没有吓倒正义的力量，反而加速地促成了“自由份子”的转变。
政与学之间
只有体会过黑夜的滋味的人，对光明才会格外地憧憬；只有亲历过战争苦难的人，对和平才会格外地向往。先生见证过五四以来的民族伤心史，目睹过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恐怖，并一直在寻找民族和国家可能的去路，早已“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份子”，先生和许多激进青年一样，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或转化，就成了人民共和国的认同者、支持者和拥护者。这主要不是理论求证的结果，而是出自经验的选择。因为，“解放”，对于先生那一代青年学人而言，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
随着政权的转移，整个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多元并存的教育系统很快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原先那种国立、私立和教会教育系统被单一的国家主导的教育系统所取代。这是一个关、停、并、转的过程。为了加强师范教育，中央政府决定，以上海的大夏大夏和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一所隶属于国家教育部的新型师范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并于1951年暑假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十余位筹备委员之一，先生以饱满的热情为大夏大学的改制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而奔波。华东师大成立后，由于教师、职工来自不同的单位，难免带来小团体主义和帮派倾向，因此，如何增进教职员工之间的彼此了解和团结，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先生以工会主席的身份，时常奔走于教职员工的宿舍和办公室之间，为学校秩序的再建和凝聚力的增强付出了复杂而艰辛的劳动。
此后，先生的命运就一直与华东师大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这所他参与筹建的大学，他的欢乐与悲哀，他的追求与挫折，他的激情与郁结，也都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
应当说，建国后最初的十七年中，先生尽管曾遭受过一些极不公平的待遇，譬如入党问题，职称问题 等等，但大体上还是一帆风顺的。他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后又兼任研究生处处长，1961年至1965年任校副教务长、党委委员。此外，先生还受上级委派，担任过一些临时性的职务，如：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初，华东师大师生按照上级的部署，奔赴安徽北部参加土地改革，历史、地理两系师生独立中队去凤台，先生担任队长；1965年9月到1966年8月，奉命率队赴安徽定远县参加“四清”运动，任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然而，先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政治参与的热情颇高，但对现实政治的成规运作技巧却并不习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他一直在追求“进步”，先后参加过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等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但他的“自由份子”的背景，个性中的“温情主义”却始终没有完全泯灭。即使在“阶级斗争”高唱入云的时候，他虽也一再检讨和剖析过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并在报端上发表过诸如《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之类文章，但“个人主义”和“温情主义”依然时隐时现。在安徽定远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甚至因此而挨批过，他却以“暗无天日”来回应对他的无端批判，好在他的友生们多感念先生的人品和平时对他们的照应和关怀，不愿去播扬先生这种明显触犯时忌的话，只是劝他以后千万别再说这类“反动言论” 。他也曾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写过一些批判性的文章，如50年代中期撰写的对胡适历史观点的系列批判，以及60年代初期发表的对“神道”与“圣道”的批判，其间多袭用当日套语，不无移史就今之嫌，但仍尽可能在学理的范围内就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展开批判，行文和立意都与当时流行的那种无限上纲、棍棒交加的批判文章迥异。我曾经反复阅读过先生50年代初期发表一些议论文章，并与当时流行的批判文章做过仔细的比较，我发现先生并不善于写过这类文章。先生在40年代后期就已是公认的时论文章高手，但我觉得他这时却常常有一种无从下笔的感觉。
由于先生的个性与思想跟时势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又不善于也不屑于官场的营求，且志趣在学术而不在官场，所以，他始终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学术领域，即使在出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及党委委员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专业上的追求。先生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学的是历史社会专业，自然也就将平生所学寄之于史，但初衷和立意却在求其有以用于当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史经世”。先生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中写道：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40、50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有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 ”
当然，先生的“以史经世”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他也是把治文史当作谋职业的手段，读书只为稻梁谋，后来慢慢地触摸到了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才倾向“以史经世” 。先生早年就读于私塾，后又入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及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专修国学，熟读经史，可谓学有根底，但他没有选择国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之后，早期成果也以古代史为主，先生在大学时代出版的《本国史》，大学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都属于古代史的范畴，但他最后没有选择古代史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而是“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在这种专业选择的背后，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关怀在焉。这种关怀可以称之为“近史情结”。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和伤心史，也是一部百回千转、荡气回肠的抗争史和奋斗史，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有责任“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从而创造性地还原出“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近代社会巨变的过程和整体风貌。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和关怀，或者说出于那一代学人特有的“近史情结”，先生治学渐渐地归于近代历史。一方面为本科生、进修生系统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并从1955年8月起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指导和培养专业研究人才；一方面引史抉义，纵横论列，不以豆丁琐碎为贵，一求再现历史的真实于说明历史的脉理之中，在近代史的众多题目上运思于成说之外，常独具眼识，文章累积寝成风格。
那十七年中，由于先生一直担任着繁巨的行政工作，而且国家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先生还经常奉命带队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或被借调去研究一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如1964年被借调北京，研究中苏、中蒙边境问题，这些活动少则几天几十天，多则一年半载，更不论那些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的“学习”活动，真正能够用于研究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根本无法进行纯思与实证的环境里，先生则“要与时间赛跑” ，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激情和惊人的创造欲，先后撰写、发表论文、著作50余种，成为那个时代比较罕见的多产的学者。这些论著笔涉多面而命意深邃，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阐发，有近代史总体架构的探讨，有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分析，也有事件史的论述。
1949年以后，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逐渐为指导历史研究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但究竟如何理解和运用这种被视为“普适”的理论与方法，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先生是一个积极的争鸣者和重要的代表人物，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发表了《历史人物评判与历史教学》、《评价历史人物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等论文，并于1955年汇编成《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单行本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此后，先生又陆续发表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与历史科学》、《略论对历史人物的翻案》、《论“厚今薄古”》、《论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论“史论”》等论文。这些论著难免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但其中并不乏真知灼见，其论旨和笔锋本身亦带有先生个人的特点。譬如，在这些文章中，先生坚决反对机械地照搬和片面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那样做不仅会损害“历史的科学性”，而且也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背道而驰。他说：“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远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如果不是完整地正确地领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仅凭主观的论理逻辑办事，往往是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复杂现象的。 ”又如，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对具体人物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地去鉴定历史人物的阶级成分”，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主张将历史人物放在“具体时代”中加以考察，“抓住时代变化的环节来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事，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去把握历史人物”，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变化大，曲折多”，时代的脚步对于人们的影响更大，因此，对近代人物的评判，不仅要放在近代中国整个历史时代来考察，而且还要就近代历史的不同阶段来考察。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应当是：严格地把握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事” 。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并未过时。
与先生所阐发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相比，先生关于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个案研究尤富“知人论世”的功力，率多见称于学界。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50年代中后期发表或出版的《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邹容的〈革命军〉及其思想》、《孙中山先生与〈民报〉》、《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实践的矛盾》、《“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60年代初期发表的《论宋教仁》、《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论冯桂芬的思想》及《关于〈校颁庐抗议〉一书》等。其中，论谭嗣同文从思想与实践相联系的角度第一次深入分析了谭嗣同思想的内在紧张，一直被公认为研究谭嗣同思想的代表作；论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诸文，则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并结合他们的家世及教育背景来探讨他们各自的思想个性及其局限，均为富有见地的拓荒之作；论冯桂芬、梁启超思想文皆系学术争鸣之作，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至于讨论五四前夜的政治思想及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两篇长文，以翔实的史料和清晰的理路系统全面地梳理和剖析了民国初年思想文化的复杂状况，首度从事实和理论双重层面缜密地追探和求证了民初思想文化的嬗递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由来，新见纷呈，极大地拓展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思维疆域，是先生于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之际奉献给学界的力作，也是“文革”以前研究民初思想文化的代表作。在这些广受好评的论作中，先生已开始逐渐地显露出一种融汇考据、义理、辞章于一体的学术个性。譬如1964年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校颁庐抗议〉一书》就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学术个性。有关冯桂芬思想的讨论，曾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北京、上海等地都进行过研讨，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文，先生此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力学深思的鸣辨之作。与其他研究者的文章不同，先生此文从冯桂芬《校颁庐抗议》一书的版本考订切入，仔细地排比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和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它在19世纪后期的流传情况，以及时人对它的不同反应，“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并以此来论证这部论著的“思想倾向”及思想嬗递的复杂性，开辟出一条从受众反应来反证文本内涵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向。其考据的谨严，辞章的妥贴，理路的圆融，是那个时代的论作中极为罕见者。
然而，先生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学术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方面。49年以后，先生就开始从事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最早的倡导者和重要的垦拓者。早在1955年，先生就出版了《辛亥革命》一书，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全书共分五章，依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渐次形成，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斗争，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取消，结论。全书扼要地论述了自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同盟会至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辛亥革命的前后经过，并对辛亥革命赖以发生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做了富有深度的透析，最后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与失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此书虽仅8万余字，但言简意赅，既具有一定的学理深度，又兼具可读性，因此，它于1955年6月出版后，倍受读者欢迎，先后重印10余次，发行量累积达10余万册，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普及、学科建立与深入研究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中确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提出的许多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引用。此外，先生还发表了大量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单在1961年，即辛亥革命50周年前后，先生就发表了近10篇相关的论文与书评，主要有《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论宋教仁》、《寓褒贬，别善恶》等。其中关于新军与辛亥革命、革命党人的纪年及宋教仁的研究论文，均独步一时，至今仍无出其右。对学术研究而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更为重要，有无“问题意识”，事关研究者的取径，以及能否切中对象的要害！基于这种考虑，先生在《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这篇“有似研究提纲”的论文中针对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现状所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分两个层面：一是就辛亥革命酝酿、准备、发展和成熟各阶段提出的问题，一是就贯串辛亥革命各阶段的若干方面提出的问题。前者包括：孙中山的早年活动及其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的发展、兴中会的宗旨和成员的阶级分析、1900年的惠州起义与帝国主义（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系、1900年中国所处的形势，《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和对清朝统治地位的削弱、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各个革命团体的综合研究和个别研究以至某个革命团体成立时间的考证，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及其纲领的研究、特别是同盟会的土地纲领、关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1907年后同盟会的分化状况、光复会、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关系，铁路风潮和各阶级的关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的关系、武昌起义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对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各省独立的个别研究及其特点、帝国主义对南北议和的操纵、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政党大分化和大融合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后者包括：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辛亥革命和会党力量，辛亥革命和新军力量，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革命化，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评介，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辛亥革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先生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最知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之所在，因此，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全面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先生的意见不只是对学界同行的期勉，更在于对自己的鞭策。先生原本打算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并已草拟了纲目。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不断，先生且为各种“俗务’所困，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克底于成。
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外，先生更致力于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但是，学科的建设，以确定学科的范围为必要前提。究竟应该如何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围，当时学术界分歧很大，但多数学者主张把近代和现代作为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为近代，以五四运动开始以后的历史为现代，教学用书更严守这个界线；当然，也有的主张自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为现代史，即把原来划在现代史的前30年归入近代史的范围。先生是后一种主张的积极倡议者和坚持者之一。1959年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就提出“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的观点，认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是标示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示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中虽然有新旧民主的区分，却只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而不是两个不同内容的题目”；“历史时期的划分，贵在标示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这个环节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的，若干以片面的理由为依据，那么近代历史上的许多年份都可作为分期的标志。然而历史的自身却不一定承认这样的标志” 。这些看法现在已成为近代史学界的共识。1958年冬，先生应邀参加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会后，先生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与李新、孙思白、彭明、蔡尚思一起主持编写自五四运动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教材，这部教材原拟称作《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嫌其名称过长，乃改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据先生说，这个名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它作为近代史的下半部来处理的，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以区别于习称的现代史；二是作为整个中国通史的一个段落来处理的，它不仅要写革命史，也要写经济、文化和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因此以“时期”和“通史”等字样来区别于一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那个时候，五四以后30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研究基础极为薄弱，所谓“既缺乏完备的资料，又很少成熟的专史” ，即使是写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条件也远未成熟，更何况是写整个时期的通史！但由于五位主编各有专攻，可谓极一时之选，且又能齐心协力，互补短长， 因此，写作进展十分顺利。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奋战，以及五位主编的通力合作，这部四卷本百余万字的“通史”便次第完成，并陆续出版。全书以革命的递进为中心，同时又以较多的篇幅兼顾经济、政治、文化及少数民族诸方面的历史，的确已具有“时期通史”的某些气质。此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也为五四以后三十年历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厚实的基石。
有关这部巨著的编纂经过，孙思白先生在《魂兮归来，有怀旭麓》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
“和旭麓相识，是1958年冬由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上。会后，他被调来北京，开始了东厂胡同八角亭那段令人难忘的工作和生活。东厂胡同1号曾是民国时代黎元洪的总统府，八角亭据说是黎的机要会客室，在地方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教材是深可玩味的。亭子建在一座面积不大绿树环绕的假山上，山虽不高，却也怪石嶙峋，峰回路转，有几分秀气。那时除李新住在外面，我们几个主稿人和五六位青年助手就在这座小山上结邻而居，朝夕共处。白天，大家在亭子里论稿；晚上，一杯茶，石边聊清天，有时也结伴出游，泛舟北海。工作顺手，心情欢快！这生活整整过了两年，是与旭麓三十年论交中相聚最久的一段。从那此工作结束分手之后，二十八年来，南南北北，便是散时多而聚时少了。 ”
在人的一生中，这样的经历，以及由这样的经历所孕育出来的友情，是非常令人神往的。难怪先生去世后，他的八角亭旧友李新、孙思白和彭明诸先生都不约而同地缅怀这段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一段令人温暖的学林往事。与这段往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指定教材和第一部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多卷本通史，他们精心编纂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却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命运，先是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欢迎，不胫而走者达四万五千余套；但在随后的那个怪诞的岁月里又遭到了无端的批判；“文革”后应读者的要求，人民出版社商请李新等先生略加修订后于1981年重印三万五千套，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由于这部通史史料翔实、立论平实、叙述清晰、文笔畅达，以及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49年以后，学术研究日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一种毋庸讳言的事实！在这种强势话语的主导下，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不复存在，学术创造的自由空间和想象空间日趋逼仄。检视这段学术史，尽管表面上学术争鸣的气氛仍然相当浓厚，并形成若干全国性讨论与争鸣的“热点”，历史学界就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但那基本上不是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并在争鸣中凝聚共识、逼近真理，而是事先预设了“绝对真理”，然后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绝对真理”而产生的内部分歧。虽然先生也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他很少卷入这样的“争鸣”，反对机械照搬和片面理解“经典作家”的“原典”，甚至以“绝对真理”取代事实的研究，主张以事实为依据，还原历史自身的复杂性。所以，尽管整体的学术环境不断恶化，先生的论作中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但仍然曲折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术环境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也不复存在了，本已不绝若线的“文化”在这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中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践踏，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人，特别是那些多少还保留和坚守学术底线和学术立场的知识人从肉体到精神几乎无不遭到肆意的摧残与凌辱，先生自然也在劫难逃，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科学与真理追求了大半生，却在毫无理由地变成了“牛鬼蛇神”，变成了“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并与冯契、刘佛年一起被“造反派”打成“师大三家村”。
冯契先生在《怀旭麓》一文中特别提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其中写道：
“自从搬进了师大校园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间，确实建立了一种‘乐与数晨夕’的关系，因此‘文革’时，造反派便说我们是师大校园内的‘三家村’，专门为此开了批斗会。在隔离期间，造反派还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话’，我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因为我说‘忘了’，被造反派骂了一通，说：‘你们三个都是老顽固，死不交代！’其实，我说的 ‘忘’，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乐趣。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几个能平日聊天时‘相忘’，到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会感到寂寞、空虚的。 ”
由于先生是有侠义心肠的人，见到虚伪的、不合理的现象，便横眉怒目，甚至拍案而起，更多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他在师大办公楼前看到有一张揭批他的大字报，竟然完全不顾事实地诬陷他是“国民党员”，实在无法忍受，就掏出钢笔，在这条纯属诬陷的不实之词边上，写下了“我不是国民党员，从来未参加过国民党”几个字，并坦然地署上自己的姓名。这下更激怒了“造反派”，一夜之间，挞伐陈旭麓“反攻倒算”的大字报劈天盖地而来。更有甚者还将揭批陈旭麓的大字报整理油印出一本长达数十页的“传单”，到处散发，大有欲置他于死地的架式。此后不久，先生就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在无休止的“批斗”、“交代”、“审查”的交替中，“挖思想，究根由”，苦挨着那“炼狱”般的日子。
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神奇变成了臭腐，玄妙变成了平常，神圣变成了凡庸。不用说学术研究，不用说正常的读书和思考，就是连最基本的人伦意义上的亲情关怀也遭到无端的责难和排斥！在“牛棚”岁月里，先生年迈的继母被遣送回家，他作为儿子不能前去话别；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被分配到数千里之外去接受“再教育”，他作为父亲也无权叮嘱几句；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他作为丈夫，更不能前去探望，只能让她一个人在无助和苦痛中死去；……。尽管如此，个人的遭际却并没有使先生消沉，有时甚至还“激情满怀”地写下了一些颇为“革命”的诗句。在“电闪雷鼓”、“长风扫垢”面前，先生深感“换骨”非易，“脱胎”尤难，但仍表示要自觉地接受“改造”，洗濯自己身上的“原罪”，不作 “人间赘疣”。
70年代初，先生经过数年的“斗批”和“审查”，终于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但回到零落的家，见到被抄后残缺不全的书籍，又不免流露出一种凄苦的哀愁。那个时候，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先生当然希望能够重返课堂，以自己的所学为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量，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像他这样一个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牛鬼蛇神”，只有充当“反面教员”，继续接受批判和改造的份，重返课堂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已。“茫茫前路无归处”，先生陷入了一种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胡绳武先生却正在奉命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由于人手不够，乃商请先生到复旦主持编写工作。对好友的盛情相邀，先生固然感到欣喜，毕竟可以继续搞点自己的专业了，但内心却十分矛盾，因为这意味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必须离开自己亲手参与筹建的华东师大。基于专业的考虑，也基于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考量，先生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胡绳武先生的邀请，并于1971年以借调的形式正式到复旦历史系上班。可是，复旦并非世外桃源，在那个“大批判”的吼声淹没理性思考的年代里，要真正凭借自己的良知写出象样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牵扯和种种莫名其妙的禁忌！先生当然知道其中的难处，但还是与胡绳武先生及周围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一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并于1972年开始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以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单位，每个事件或人物一本，每本数万字至十余万字不等。由于政治风雨的吹打，这套丛书难免有些风折雨湿之处，但它骨格清奇，文采斐然，与那时充斥于报刊的那种强词夺理、自欺欺人的文字迥异。那是一个文化凋零、学问饥荒的年代，青年人案头的知识读物屈指可数，先生主编的这套书便成了陪伴无数失学青年尤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度过漫漫长夜的重要读物之一。当时，这套书的印数超过百万，几乎所有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都读过其中的一种或数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堪称中国一代青年之师，他的思想对一代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影响” 。这套书，后来被译为英、日、俄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其实，这套书的意义更在于，它造就了一大批近代史研究的人才，丛书的作者大多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知名专家。
“文革”后期，先生的另一项学术贡献是，在负责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的同一过程中，先生还致力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开发与抢救，主持了章太炎著作的编注，以及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的整理。前者从1974年9月开始，首尾共进行了三年时间，当年参与编注工作的20人中，姜义华、朱维铮、熊月之等后来都成了章太炎研究的名家；后者则聚集上海各大研究机构的有关专家和学者，分门别类地予以梳理和标校，并按专题汇编成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套题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的史料丛刊，由先生与顾廷龙、汪熙先生共同主编，迄今为止已出版《辛亥革命前后》、《甲午中日战争》（上、下）、《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专辑，其他各专辑亦早已编就，只是受庞大的出版经费所限，难以一次出齐。但已出的各专辑以资料丰富、编排得当、标校谨严而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征引，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史的资料库存，为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入和近代史研究的整体推进提供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史料基础！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卓著的，他做了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一切，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与先生实际的才华和先生早年的抱负相比仍然是不太相称的。这个时段正好跨过了从30岁到60岁的黄金岁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以他的旧学根底，以他的博学高才，以他的思辨气质，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更辉煌的学术成就的，但是，他和许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一样，遭逢了一个严酷的时代。特别是在那个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公然践踏、毁灭文化的时代里，“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极左”思潮恶性泛滥，“革命”、“造反”甚嚣尘上，人间的是非变了形，一切罪恶都假“革命”、“造反”而行，不用说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也不用说学术研究绝对必需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就是学者自身的存在也都朝夕不保、难乎为继，又如何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造！
“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应《书林》杂志之请，撰写题为《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近代史读物。文中，先生悲哀地写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近代史论著和资料书也出了不少，但要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处在政治运动的大动荡中，文网甚密，动辄得咎，对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近代史，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要从近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来写近代史，就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的障碍，欲说还休，甚至望而却步。所以过去出的许多近代史，成果固然有，却不庸讳言：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荼毒，儒法斗争的伪历史泛滥一时，更无科学历史著作之可言。如果像刑后的司马迁那样写《史记》，在《报任少卿书》中那样满怀愤懑，早就罪上加罪、不知所终了。 ”
这段话虽是就那时近代史研究的整体现状而言，但个人离不开整体，没有超然于整体之外的个人，因此，先生的研究亦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如前所述，先生固已取得许多成就，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而且尽可能地曲折地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关怀，但在这样一个文网密织、动辄得咎的背景下，毋庸讳言，其中能够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论著终究是不多的。至于其他一些早先拟定且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计划，如撰写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及《梁启超传》等，也都在各种“是是非非”和“营营扰扰”中无奈地搁浅了。这岂止是先生个人的悲剧，实在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新陈代谢”
然而，扭曲的历史终究要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和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之后，1976年秋天，恶梦般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几乎所有亲历过浩劫并从劫灰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幸存者，还来不及弹冠相庆，千百个沉重的问号就已扑面而来。由事变启导的反思，很快就如同江海决堤一般，倾泻而出，千百篇以反思为题，千百种文艺作品以反思为机轴，于是而有思想解放，而有改革开放，而有“新时期”。
这是一场由现实而历史的反思，一场关于民族去路的整体性反思，“十年的怪诞，数十年的革命，一百余年的社会，两三千年的传统，其间的联系与得失，由近及远，结成网络，无不是人们寻思和探讨的话题”。先生对这个激荡的反思大潮曾做过深刻的描述，他说：作为民族的心态活动，这场席卷整个知识界的反思并“没有经过谁的思想动员，更不是宗教的无边忏悔，而是对造神的社会性的自我教育，对社会历史因袭的精神负荷的必然倾诉。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和各种‘社会相’引起的心灵痛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知识界的共同感受。十年来倾泻而出的文艺作品，触摸政治社会生活的各类文字，席卷思想领域的文化研讨热，它们不是反思的直接陈述，也有反思的因子或内涵。 ”反思的精义，就是要告别前此的迷思，走出极左思潮的迷雾，为民族和文化的再生确立理性的航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说：“反思不是翻烧饼，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回归与开新的统一。”“它的确切含义，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革命的再认识，对历史的再认识” 。而所谓“再认识”，从根骨处说，其实也就是如何重建浩劫之后的民族心智结构。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亲历者，先生曾以“大史震”比拟“文革”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他认为，这种痛楚和震撼甚至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来得剧烈，它的震波所及远远超出了“文革”这一事件本身。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精神历程的时候，曾这样写道：
“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的伟大胜利，随之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天翻地覆慨而慷’，它震惊了整个世界，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谁知在洒满阳光、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大道上，已潜伏着荆棘和阴霾，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它几乎吞噬了我们前此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如此巨创、如此深重的偶然，而偶然的积聚和联系又是必然的反映。‘文革’这个历时十年的巨祸，除了从肩负历史责任者身上找到教训外，从我们民族的身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的革命史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自己身上又能找到什么。如果说‘文革’是一场‘大史震’，那么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 ”
其实，先生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早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先生出众的才华，“文革”后期，“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颇有利用先生之意，但先生对现实政治有自己的见解，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种种劣迹也已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更不屑于趋炎附势，因此，始终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1976年初夏，某报社要《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撰写一版批判洋务运动、旨在借古讽今的文章，先生就以要加强学术研究，不应分散精力，予以拒绝，而且在此之后编写组未再接受此类“政治任务” 。不惟如此，先生还经常以“无声的中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类话语向一些信赖的朋友和学生倾吐自己内心的郁闷和深广的忧愤！ 所以，“文革”一结束，先生的这种郁闷和忧愤就迅速地转化为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揭露和批判，并逐渐将这种揭露和批判上升为从学理层面上对民族、历史和革命的痛切反思，孜孜地探寻中华民族前去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成为由现实反思历史的先觉者之一，而且成为民族整体反思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之一。
先生是历史学家，又是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者，合二者之义而一以贯之，他名之为“以史经世”。1978年秋天，他婉拒了复旦大学的盛情慰留，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华东师大，可是“迎接”他的却是“风风雨雨，深文周纳，使他竟然连安身立命都有所不能”，甚至连一个教授职称和博士导师资格也历久不能解决，精神痛苦达于极点。然而，先生并不怯于权势乌云和无端得咎，他说：“书、文章要有精神压力，令人去思考，中国需要这样的书和文章，鲁迅所以不朽。 ”这段写在《浮想录》中的话，其实就是他本人最后十年精神风骨的自画像。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巨大的民族精神压力，艰窘的个人境遇，这双重煎熬，不仅没有摧跨他的意志，反而使他在老境侵夺中爆发出旺健的创造力和惊人的学术能量，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上了一生中的巅峰状态。其论域之深广，成果之丰硕，识见之卓特，不仅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即使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个人的学术巅峰状态总是透过他深广的论域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论域的深广又最足以考验他的视野和学力。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先生的论域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所涉及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政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到传统、启蒙、中国化，从爱国、卖国、误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所有这些论域无不有先生的一家之说，几乎所有学术界热烈争鸣的现场都可以听到先生那独特高亢的湘乡口音。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论域就越加广泛，思想的锋刃就越加犀利！这可以从先生的《浮想录》中得到印证，在总共695条警句断想中，1978年29条，1980年44条，1985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超过100条。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他参加的学术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学术演讲比任何时候都频繁，其视野之开阔，谈锋之机警，思想之深邃，令人惊叹不已！
且看他去世前半年的学术活动日程表－－
6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戊戌维新90周年学术讨论会；
7月，参加并主持“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
8月，出席中国史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参加“史学理论与史学危机”座谈会；
9月，参加上海市川沙县志稿审议会；
10月，参加“近代会党史讨论会”（上海）；“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讨论会（合肥）；“中国社会史讨论会”（南京）；
11月，参加“中国近代军事史”讨论会（上海）；“戊戌维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广东）。
在这些学术会议上，先生分别就“戊戌与启蒙”、“租界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史学的困惑”、“发挥史学家的良知”、“史与志”、“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史的崛起”、“军事与近代化”等专题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其中大多均根据演讲录音或记录整理成文发表，这些专题演讲一洗学界固有的陈词套语，新见叠现层出，因此，每一次专题演讲就如同一阵飓风刮过，引起学术界很大的震撼！仅仅半年时间，就要在如此众多的不同专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又都激起积极的回响，这就尤其难得了！难怪学界的同行都说：“旭麓先生的学问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与论域之广相对应，就是先生推出的成果之多了。且不论先生论著的质量，仅据《陈旭麓文集》第4卷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先生在最后十年撰述的数量就已是十分惊人的了，单是论文和其他学术性文章就有近100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先生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就我的陋见所及，这个数字实际上也超出了同时期任何一个近代史学者的撰述数量。但是，先生学术成果之多还不仅仅表现在他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先生一生撰写、主编和整理的70余部书籍，绝大多数也都是这十年中完成的，除了续编《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等洋洋大观的丛刊之外，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华民国史辞典》等字数都在百万以上，此外如《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也都颇具规模，累积字数在一千万以上。单看这些数字，就足见先生著述是如何之勤奋了！如果再加上先生那些未及实现的成熟构思，如《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国家教委委托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等，以及替别人审读、阅改的大量稿件，那就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了！
其实，先生晚年之为世推崇，还不仅仅因为他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辨的深邃，识见的卓特。冯契先生曾盛赞先生的“史识”，他说：“刘知几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 ”先生晚年的著作和文章，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深见卓识，发人之所未发，且文采焕然，语多金石，字见珠玑，处处显示出“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先生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所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 ”先生有时也把“史识”称为“眼识”或“通识”。无论“史识”、“眼识”，还是“通识”，说到底，乃是来自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是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的视野，更是一种史学的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史家本人的禀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思辨，关于近代历史进程标志的概括及其塔形层次演变的分析，关于从“夷”到“洋”的改称背后的民族心路历程的透视，关于晚清“西学”内涵的流变及“中体西用”作为思想流派而影响弥久的原因的洞察，关于“改良派”在不同历史时段里三种分称（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的含义的剖析，关于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思考，关于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军阀与近代社会变迁等复杂关系的阐释，关于“海派”内涵的界定、“海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及其流变的考察等等，无不是先生卓异史识的生动体现。与“思而不学”与“学而不思”者迥异，在先生那里，学术与思想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使他的学术富有思辨的魅力，学术则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力度和厚度，他的思想是有学术的思想，他的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
先生的黄昏是苍凉的，但在“苍凉的黄昏”中，他的学术与思想却有如岩浆奔突、江河澎湃，他以深广的论域、丰硕的成果和卓特的识见铸就了学术人生的最后辉煌。胡适在一篇题为《不老》的文章中引用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这样一段话：“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攫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 ”梁先生说的是人生的常态，先生则不然。“文革”后他已“渐入老境”，但他的“知识的摄取力”和“思想的构成力”并不因为年龄的增大而减退，反而是大大地增强了，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进取创造、日新又新的精神，他那“方兴未艾的创造”正是从六十岁以后开始的。这的确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如果说学术创造是先生一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以“新陈代谢”的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则是他晚年学术的核心。在惯见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先生是有心别开新局的先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
然而，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它的后三十年且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重叠在一起的，如何重新认识，势必牵动前此数十年中形成的共识或认知惯性，牵动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观念屏障，学术上的难度自不必说，由于它与当代的历史是近亲，还会涉及到许多现实的关系。譬如，究竟如何真实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革命的胜利和曲折，如何严肃地而不是因袭地对待革命史上的臆说，这是历史本身赋予的任务和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也是重构近代新史架构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自然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历史的载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再认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本身是那样的万象杂陈、光怪陆离，正义与非正义，变革与反变革，进步与保守，激进与徐缓，反传统与回归，无不相互纽结，互相渗透。而大量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又往往掩盖和包含着新旧矛盾、交错和转化。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对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学力与智慧的双重挑战！这些都是就客观上的困难而言。实际上，客观的困难之外，史家的主体意识方面也有一个破启“禁锢”及认识上的调整和深化的问题，即荀子、戴震所说的“解蔽”问题，只有解除种种蒙蔽，特别是挣脱线性思维，思想获得解放，才可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所有这些问题的累积，就注定了近代新史架构的探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段。所以，尽管先生在70年代末就已提出“新陈代谢”的构想，但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最后成型。这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主要围绕以下三大环节展开：
（一）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是贯串整个中国近代史始终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但前三十年形成的中国近代史架构以革命为叙述中心，在这个分析架构中，改良一直被看成是灰色的、骑墙的，甚至是反动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的高音喇叭日夜呼啸，改良从现实到历史都遭到了更大的歪曲。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论述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弄清改良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作用，就不仅是史学上的重要任务，而且是重新建构中国近代史分析架构的前提。基于这种宏观思考，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就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980年便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先生首先从理论和史实两个层面上重新界定了革命与改良的内涵与外延，并把改良与改良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然后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改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近代社会变革的塔形层次说，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取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近代的变革由上层肇始，依次推移，逐级发自中下层，形成一个塔形，一个否定另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革命与改良都是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但作为两股新的政治力量决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消长和分化组合。在革命兴起之前，改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20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两条道路（革命与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的角逐，革命成了时代的主角，而保皇的改良派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还有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刚从封建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辛亥革命时期张謇等人发展实业所作的努力，梁启超传播新知识的大量文章和严复介绍西学的许多译著，都独步一时，启迪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帮助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辛亥革命后，革命与改良对发展实业表现了较大的共性。改良除了消极的一面外，仍有积极的一面，有时积极性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是五四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囿于自己的经历，以目带纲地各自提出实业、科学、教育等救国主张，虽然救不了国，多数还是出于不甘自弃的好心，在黑暗中以爝火萤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经过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后，采取改良步骤，恢复经济，变革旧制，以巩固新生的政权，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样的改良决不是历史的赘疣，而是革命的延续和补充。1985年，先生又发表了《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作为前文的续篇，进一步论证了近代史上改良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同一性。文中，先生分析了改良派从维新派到保皇派再到立宪派的循环和代谢过程，以及这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各自的含义，认为20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和分道扬镳的对抗形式，实质上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模式的争夺，二者的并峙表现了革命与改良的不同一性，也有对抗性，但对立着的双方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又具有同一性。并从二者的性质、反帝爱国、思想武器和斗争锋芒等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这种同一性。他在论文的最后写道：“在历史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取代旧的，如戊戌维新，如民国之取代清朝；一是新与新的递嬗，前一种新的褪色了，后一种新的跟上来，辛亥之与戊戌是这样，五四之与辛亥是这样，戊戌之与洋务也有这种迹象。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是推动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的。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与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有很大不同，但又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围绕革命和改良，先生还写了不少其他论文，如《光绪略论》、《戊戌与启蒙》等，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改良在近代史上的各种作为。通过所有这些论文，先生创造性地还原出改良的历史面目及其在近代史上应有的位置，体现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种新思维。这样就在事实上动摇了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分析架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已呼之欲出了。
（二）国家与社会
建立近代民族民主国家，曾经是所有不甘沉沦的民族精英力追不舍的目标。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虽然在民主模式上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分野，在达到目标的手段上有激进与温和的差异，但在终结帝国时代的君主独裁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曾经合力地促成了中国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但进入民国之后，民主国家体制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民国迅速地走样、变形，以至于鲁迅在民国创立十多年之后就感叹民国的来源和民国的精神已经“失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又遭遇到严重的挫失和曲折，甚至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这究竟是为什么？根源在哪里？不解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揭示近代历史的真相。先生认为，单从国家或政治层面出发是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的，应该放宽历史的视界，从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寻找，而国家与社会的非同构性乃是其中的关键。
与静态的、具有很大凝固性的传统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接踵而至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机制变外来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又反映为一浪高过一浪的新旧冲突，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很大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陈代谢的急剧性，这种急剧的程度是中国传统的静态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西方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过程中所不曾出现过的。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完成，走过了300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到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仅仅用了近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内超过了西方社会有中世纪到近代演变的数百年的行程，这就意味着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给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二是近代社会上层体制、政治思想的演变是迅速的，而社会生产、经济结构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变迁则是缓慢的。在政治思想上，我们似乎是胜利的，但胜利又是不巩固的，广大的处于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从意识到生活都没有越过小生产的轨道，实现向近代的根本转变。在近代社会里，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商业都市与停滞着的广大乡村同时存在，民主、自由、博爱观念与宗法、畛域观念同时存在。近代与传统的并存与传统，构成了近代社会显著的特征。这又意味着经济基础与上层体制、国家与社会的严重脱节和不对应性，这种脱节和不对应性导致了上层体制始终处于游垠无根的摇摆状态，无法正常地走上宪政的轨道。
沿着这样的思路，先生致力于近代社会深层结构的探究，撰写了一大批富有深见卓识的论文，如《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若干问题》、《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等，这些论文着眼于社会变迁，或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近代社会的特征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动力和阻力，或从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制约近代步伐的结构性根源。在《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先生论证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矛盾激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规律，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人口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那个社会的负荷，有利因素也会变成不利因素，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起了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秘密会党是进入近代前后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先生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明清易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结构形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并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整体演变中，剖析了秘密会党之成为“第三种社会组织”的原因，又通过三种社会组织的比较，论述了会党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特征，从会党的秘密联络方式中揭示出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为，认为“不懂得会党就不懂得进入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或者不能全面地懂得这个社会”。这样的思路和理路，已完全逸出了前此的近代史分析架构的认识轨道和思维惯性，它表明先生的近代史思辨已完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转换，即由以革命为叙述中心的近代史架构转变为以社会变迁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
三）确立近代新史架构
在上述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在原有的分析架构之外树建了自己的近代新史架构。树建近代新史架构并不是为树建而树建，也不是为了立异以鸣高，而是从“文革”后“最严峻的反思”中得来，是近代史的再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按照既有的分析架构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树建更切近近代历史真实的架构，乃是学术史演进的一种必然。先生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们在50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改革开放以后，在“三次革命高潮”架构之外“探讨新的线索”逐渐成为近代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并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场波及整个近代史学界的大讨论中，以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最为引人注目。先生相继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等论文，以“新陈代谢”为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创造性地探寻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整体地展示新旧嬗替、沤浪相逐的近代社会巨变的风貌和全过程。不仅致力于理论上的阐发，先生还把理论思考所得付诸实践，写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的近代通史性著作，如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后三十年》，以及先生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与以往的通史性近代史著作不同，这些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近代史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不再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而是把近代11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来研究，以社会史会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众多侧面。
在1959年，先生就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结束和现代史的开始。1978年以后，先生开始深入而全面地反思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延续了30年之久的近代史体系的内在弊端，建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先后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等重要论著，虽然这些论著并没有直接讨论近代史的线索，但它们一种不同于“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框架的“新的线索”已呼之欲出。1983年，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率先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依循近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和历史自身的的起伏进程，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80年依次分列32题，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又是紧密衔接的，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继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后三十年》。这个新架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88年6月，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将他长期对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主张以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来贯穿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他认为“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其趋向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大过渡，其核心是汲取与扬弃、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辩证过程。引进和汲取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产物，而是西方传来的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扬弃旧物，不是简单的排斥，这里面有继承，有批判，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而不是发展的中断和停顿。
作为一个崭新的近代史分析框架，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酝酿于70年代末，构思于80年代初，而于80年代末形成周密严整的学说。这个新体系包含了阶级斗争，但又广于阶级斗争；他体现了经济发展，又包容了政治、思潮、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嬗。它的出现无疑是对前此流行的“两个过程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超越，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已走出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约定格式。先生晚年精心构思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是他积多年之思探讨“新的线索”的产物。在这本书中，他摒弃了旧的僵化的架构，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变迁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论证，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论证，把“新陈代谢”这一主旨展现为非常丰富多采的内容，极富思辨地还原出近代社会巨变的图景，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范式。
学术创造之外，先生的“大勋尤在携后” ！早在50年代，先生就已是驰名的研究生导师了，“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先生又招了7届，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前后达百余名之多，私淑弟子更难计其数。先生曾说：“教书、写书、学生是我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我就不存在了。 ”这话一点不假，先生在教书和学生上的确倾注了罕见的热情和巨量的心血。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固然是关怀备至，煦煦如春阳之温，就是那些素不相识的晚辈，只要在学术上有所求，他的奖掖和提携同样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放下自己手边的著述，给他们提意见，改稿子，介绍出版社，处理他人的稿件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这在整个学术界都是尽人皆知、有口皆碑的。有的好心人劝他，应该尽可能给自己多留一些时间，把学界期待已久的著作写出来，先生却在一篇序言的最后写道：“近几年，我常为年轻人阅稿作序，目不暇给，每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年轻人特有的才思，听到年轻人大步前进的足音，那愉悦之情总久久不能自已。能为他们做点事，‘鬓微霜，又何妨’！尽管，我的双鬓已不止‘微霜’了。个人的生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上，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 ”当今之世，师道之不尊已久矣，而先生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却始终是“一个可敬而且可亲的人”。回想从师受业的情景和先生的教泽雨露，不胜时雨唏阳之感。翻开《陈旭麓先生哀思录》，其中绝大部分篇什无不是感念师门的记录。如果把身受和亲见先生关怀弟子和提携后进的事迹都写出来，那该是一部多么感人肺腑的长卷！
因为写这篇小传，最近我又重温了先生写给友朋和学生的信件，深深为先生这些信中流露出的真情和至性所感动，那一封封信件，或答疑，或切磋，或关爱，或幽默，或自况，无不语酣情长。先生以大学问、大识见为世推崇，却从不拿名家派头，他的平等、自由、宽容，都见之于他行事的深切著明。读着这些信，眼前常常浮现出先生坐拥书城或漫步丽娃河边、银锄湖畔谈古论今的情景，虽然当年谈论的内容已记不真确了，但那种如坐春风、如沐秋月的感觉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然而，我也常常想，先生用于处理别人稿件的时间毕竟太多了，要是先生能够为自己多留一点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专业上的创造，而不是那样无论识与不识，只要在学术上有所求，都尽力提携，那先生该可以写出多少像《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说“海派”》那样的鸿篇来，至少可以在他有生之年将那本学界期待已久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写出来，那样的话，先生在学术上或许也就可以无遗恨于人间了！毕竟能够写出先生那样炉火纯青的文章的人在当今学界是太少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固然已是万人瞩目，海内境外莫不尊仰，但走的时候毕竟是“鸿篇未尽”呵！这一点，先生在世的时候，就已非常人所能理解。先生一再说，他做这些为人作嫁的事情，是因为“起了惜才的念头”。当然，他也一再表示“要腾出手来搞‘新陈代谢’了”，在去世前三个多月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甚至说：“我的岁月不多了，无论如何从九月开始我要转到自己那部书上来了。 ”但实际上直到去世，先生仍然困于别人的书稿和序言！我真的不知道，对先生而言，这是得还是失，但对学术界而言，那肯定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述作传诸不朽”
从4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1988年12月1日去世为止，先生从未中断过思考和写作。即使是在“文革”岁月，先生也没有放弃或停止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字生涯中，先生留下的著作和文章是非常多的，其中固然有一些不免烙有特定时代的痕迹，这一点先生自己并不讳言，他曾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的最后写道：“‘闻道潮头一长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苏轼这两句诗（《游金山寺》），是说长江的潮势涨到一长高，潮退了，金山的岸边还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磨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 ”正因为时常以印在自己身上的“沙痕”省察自己，先生的思辨才更加绵密、深沉，先生的学问才走向博大和深邃！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先生文思之精湛奇伟，文气之酣畅贯注，文笔之便捷流美，更令人赞叹！作为一个站立起来思考的历史学家和思想者，先生的许多文章和思想，早已融入中国当代文化之中，并成为其中最富个性和理性神采的部分之一。现将其较具代表性者分论文、主编及著作三部，胪列并略加评点于后：
（一）论文之部
自1942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以来，先生究竟发表了多少论文和文章，已无从稽考。单就《陈旭麓文集》第4卷的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就有170余篇，而且体裁非常广泛，有时论、散文、随笔，也有序言、书评、诗词，当然最多的还是学术论文。在学术论文之外的不同体裁中，先生都有一些堪称上乘的作品，如时论中的《我们往哪条路走？》、《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暑假话大学》等针砭时政诸文，笔锋犀利，论理条达，在40年代后期的时论中自成一格；散文、随笔中如《天上人间》、《湖上情思》、《去忌讳》、《发挥史学家的良知》、《众里寻他千百度》、《史学的苦恼》等都是凝练旨深的难得佳作；诗词中亦有不少如“放怀天地神州赤，到眼风光大漠青”那样浑然天成、气象豪迈的佳句。至于学术论文，先生在“文革”前发表的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论梁启超的思想》、《论宋教仁》、《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关于〈校颁庐抗议〉一书》等文就已达到相当的学术水准，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辨风格；“文革”后发表的论文，更不乏思辨精深、文光焕然的精品力作，其中宏观综论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对中国革命史的悬想》、《历史·传统·现代化》等，专题论著如《论“中体西用”》、、《辨“夷”、“洋”》、《说“海派”》、《光绪略论》、《因袭－规抚－创获》、《“小我”与祖国这个“大我”是一体》、《也谈杨度》、《小凤仙其人》诸文，以及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瞿秋白年谱》、《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等书所作序言，无不显示出融才、学、识于一体的风格，无论从视野的宏阔、思辨的缜密和文字的洗练上说，都已达到成熟而纯青之境了。先生的这些文章，除1982年以前发表的论文曾辑入先生自编的《近代史思辨录》于198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外，绝大多数均散见于各地报刊杂志，一些手稿和讲课记录稿也没有完全整理发表。先生去世后，我们编辑出版了《陈旭麓文存》，但还有不少篇什因篇幅或体例的限制未能收录。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又编成了四卷本《陈旭麓文集》，并于1997年2月出版，除了少数尚未找到的文字及先生主编的60多种书籍外，他个人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基本上都收进去了。这部文集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一个历史学家所走过的曲折的学术之路，也记录了在时代风雨洗礼下一个爱智者的智慧和良心。
（二）主编之部
文章之外，先生主编和参与主编的书籍，类型各异，品种繁多，涵盖辞书、史料整理、教材和著作等方面，累积达13种60余册。辞书有：《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近代人物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等；史料整理有：《宋教仁集》（两卷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已印行《辛亥革命前后》、《甲午中日战争》、《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6册），《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教材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80年重印），《中国革命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
著述有：《中国近代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开始出版，至1987年止，前后共出版近40种），《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五四后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
这些书籍虽非先生个人著作，但从选题的策划到提纲的拟定，从观点的形成到资料的搜集，从体例的安排到文字的润色，无不浸透着先生的心血，譬如先生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由他本人撰写和改写的就达30余万字。因此，先生主编的众多书籍，从体例到观点到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明显地带有先生个人的学术风格。这些书籍中，辞书和史料书之嘉惠学界自不必说，先生主编的各种著述亦以架构独特、风格清新而率多见称学界。其中如《中国近代史辞典》、《近代中国八十年》等书，甫经出版，即不胫而走，风靡学界，发行量都在百万册以上，影响尤为深远。
（三）著作之部
大学时代先生就撰写出版了《本国史》（文通书局1942年版），在此后的“述作”生涯中，先生又陆续构思、撰著、出版了10余种著作，其中以《辛亥革命》、《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最为重要。
《辛亥革命》完稿于1955年初，并于同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建国以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它的出版不仅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而且直接推动了此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因此，这本书虽仅8万多字，但在辛亥革命学术史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先生原拟在此书及相关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多卷本《辛亥革命史》，并已有具体的设想，80年代初又一度想重理旧业，把中断20年的设想付诸实现，可惜皆因忙于他务、无由分身而作罢。
《浮想录》系语录式的警句断想，是先生晚年思想的精粹所在。先生在世时，曾与学生多次谈及此稿，但从未示人；先生去世后，我们在清理遗物、整理遗稿时找到此稿。原稿写在两册32开的笔记本上，后由熊月之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后，编入《陈旭麓学术文存》于1990年12月出版；不久，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后来编先生文集时，我们又将此稿编入《陈旭麓文集》第4卷《浮想偶存》中。三个版本略有差异，以后一个版本最完整。这部手稿从1977年7月写起，一直到1988年12月1日先生去世为止，前后历时12年，共695条，每条长短不一，少则几个字，多则一两百字，它就像一条引之弥长的思想长链上的一个个环节，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一个历史学家的心路历程和哲学思考，被誉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标志性专著”。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则是先生晚年精心结撰的一部带有哲理性的巨著，也是先生晚年倾全力树建的近代新史架构的奠基之作。全书共20章30余万字，以综揽全局的气度，并依照历史自身的时序深入地论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到社会意识的极其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史。此书于1992年7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学术著作”、“中国近代史的开拓性之作”、“力透近代社会风云的精湛之作”，先后获得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华东六省一市优秀理论读物一等奖、第二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六项大奖。
“才识并世同钦，述作传诸不朽”。这是谭其骧教授写给先生的挽联，它代表了学术界对先生“才识”与“述作”的客观论定。先生的身影消失了，但他用心血、才识和良心写成的文章，以及凝结在这些文章中的思想是不会磨灭的。
（转载自近代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