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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出图书(截至2004年9月)简介
作者:吕鹏军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5-12-05  点击量: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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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纂修是我国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自国家批准立项以来,正在有序而有效地进行。根据国家清史纂委员会的构想,最终成果为92卷的清史。为使编纂工作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推动海内外有关清史的研究,吸收其中的优秀成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设《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研究丛刊》。截至2004年9月底,四种丛刊共出图书12种95册。下面参考各书的或前言、或序、或编辑说明、或出版说明、或译者说明,对这些图书进行简介。

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4种68册)  

1.《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影印),1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庚子国耻最原始最直接的秘档总集,是首次对有关八国联军侵华档案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公布,该书总共汇集本专题档案六千余件,按原貌影印出版,其中绝大部分档案属第一次公布。这些档案分存于《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电报档》、《内务府奏稿奏底档》、《八旗都统衙门档》、《端方档》、《神机营档》、《外务部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等十几个档案保管单位。该书档案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按内容依次分为四卷: 

八国联军侵华卷,始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共6册。内容包括:八国联军干预义和团运动,悍然侵华占领大沽炮台,攻陷天津、北京,侵扰河北,洗掠保定,攻占山西,争夺山海关,进逼山东,以及洋兵撤后各地清查损毁及丢失物品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八国联军入据紫禁城及清宫各处损毁、丢失物品的详细记录档案。 

慈禧光绪西行卷,始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共2册。内容包括:西逃准备,在京留守及随扈人员安排,西行途中驻跸地点,西逃期间日常生活及经费开销,护卫军调拨驻扎及军饷支出,从西安回銮的跸路修复、回鸾时间的最后确定及迎驾事宜。 

辛丑条约谈判卷,始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止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共2册。内容包括:清政府请求停战,围绕惩处王公大臣、战争赔款以及禁购禁运军火年限等问题反复交涉谈判的全过程。 

庚子赔款筹付卷,始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共8册。内容包括:清政府筹措赔款、割付各国的数额与经过,为支付赔款对海关税收及盐务厘课的摸底,筹议赔款准备事宜,赔款的方式,向各省指派的定额及分批汇解情况等。 

另外,该书编者的细心加工,也使研究者在使用时会感到极为方便。 

首先,编者采用问题―编年体例进行编排,即全书首先按问题分为四卷,每卷之下分别按文件形成时间依次编排。各卷单独编注文件序号。同日有若干文种档案,按事态发展内在关系编排。同日档案无紧密关联者,按谕旨、电报、奏折的顺序编排。同日不同官员奏报,按官职大小依次编排。宫中电报等杂件多为照录文书,凡此均按发电时间编排。折件类档案按具文、发文时间编排,无具奏时间的折片及无发文时间的电报,分别按朱批时间和收文时间编排。有年、月无日期者,编于该月之后;有年无月、日者,编于该年之后;有朝无年、月、日者,编于该朝之后。没有明确时间者,编者进行考证推断。没有明确时间,又暂时难以考证者,统作无朝年类编排。有主附件关系的档案,主件在前,附件在后。 

其次,每件档案出处均于目录下注明。如“军机处录副奏折”简称“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简称“朱批奏折”,“电寄谕旨档”简称“电寄档”,“宫中电报杂件档”简称“宫中电报档”,“陆军部外事档”简称“陆军部档”,“兵部外侵档”简称“兵部档”等。 

再次,编者为各册题由、目录统一撰拟了标题,为求客观、准确、简明、规范地揭示各该件档案内容。各件标题一般由如下几部分组成:官衔-作者(或发文者)-事由-收文者-文种。 

最后,影印出版时,编者对影印件进行了适当处理。如个别照会信函类档案,原档用纸底色或红或黄,复印后灰色较重,编者对之进行适当修版。对后人加于原档之上的阿拉伯数字页码、原档夹缝处汉字页码等标记符号,编者在修版去除。这样在保存档案原貌的基础上,便于研究者使用。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编辑说明”。 

2.《清宫热河档案》(影印),1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园林局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 

热河,既是一条河,也用以代指清代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中心的热河都统所辖区域,它是清代中前期是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其原因有三:第一,承德地区群山起伏,景色幽美,气候凉爽,而且水源丰足,有温泉,是避暑的胜地,这对于清初统治中原不久、尚不习惯中原气候的满族统冶者来说,无疑是避暑胜地;第二,清中前期,为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清廷经常在避暑山庄附近进行“木兰秋狩”,训练士兵的骑射武艺;第三,行围的同时,为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增强其政治向心力,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清廷规定了 “围班”制度,凡少数民族上层,未出过痘症的,轮番到木兰围场随同皇帝打猎,在避暑山庄觐见皇帝,为此在避暑山庄周围修建了宏伟的“外八庙“。 另外,在清前期平定边疆叛乱的时候,这里又是前线的指挥部。避暑山庄解决了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族民族政权的矛盾,使北方成为比较安定的疆土。从这方面讲,康乾盛世的出现也少不了避暑山庄的历史功绩。 

从避暑山庄的建筑艺术上讲,自康熙十二年(1703年)在这里修建大规模的离宫始,至乾隆末年基本完成,前后历时八十多年,占地八千余亩,其建筑手法,模拟全国各地的自然地理风貌,集中、融合南北园林的特点。“外八庙”则融合了我国各民族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丰富多样的宗教艺术。 

关于热河的历史文献很多,但是《清宫热河档案》所辑档案,均为翔实可靠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原档,是该部分汉文档案的首次系统公布,是现存于世研究避暑山庄文化最为系统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社会意义。该书的编辑工作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园林局共同承担,自1999年12月启动,历时三年有余才完成。 

该书所辑档案包括:清代各朝皇帝围绕热河问题颁发的谕旨诏令,记载清朝帝王在热河政务活动的起居注册;中央各部院大臣及热河都统等地方官员进呈的奏折、奏本、清单;中外交涉事件的信札函件;官府各衙门之间来往的咨文;热河各殿堂庙宇的陈设账簿以及各类账目奏销的清册、黄册等等共3616件档案,时间上起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200余年,囊括了清康熙以后九位皇帝执政期间有关热河问题的主要档案。在档案的来源形成上,涉及到内阁、宫中、军机处、内务府、中央六部、热河都统等十几个官府机构;在档案文书种类上,涵盖了谕旨诏令、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奏片、奏本、清册、清单、咨文等清代各主要档案文种。该书所收档案揭示了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即以避暑山庄、外八庙、围场、塞外行宫为主要活动场所形成的档案,集中反映了这一皇家园林及有关景点的肇建增扩和沿革管理,在这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及塞外离宫历史问题的原貌。 

编辑体例上,该书原则上采用编年体例。全书档案文件按形成的时间,依朝、年、月、日先后顺序依次进行编排。没有具奏、成文、发文时间者,按朱批、抄录、收文时间编排。有年、月无日者,编在该月之后;有年无月、日者,编在该年之后;有朝代无年、月、日者,编在该朝年之后。没有明确时间者,根据考证推定的时间,并用特定符号标示标。同日有数件文件者,依次按谕旨、题奏、咨札等三类文书排列;同日数件同种文书,按作者官阶大小排列。有主附件关系的文件,主件在前,附件在后。对各类簿册档案,为避免重复,在按编年体汇合编辑的基础上,按相关原则进行了挑选,这样,既从长时段上兼顾到各朝年档册的连续性,也使有关重要事件档案具有代表性。同时,编者对每件档案都撰拟标题,并力求简练、客观、准确、规范。并注明每件档案的来源出处。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编辑说明”。 

3.《清宫普宁寺档案》(影印),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普宁寺管理处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 

普宁寺位于避暑山庄之北,为承德“外八庙”之一,是世界文化遗产,因寺内有一座巨大雕像,故又称大佛寺。该寺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据史载,乾隆帝于这年五月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的武装叛乱,打击了沙俄企图利用动乱进行扩张的野心,这年冬十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并封赏厄鲁特蒙古四部的上层首领,封爵加赏,乃循 “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以一众志” 旧制,仿西藏三摩耶庙而建此寺,“普宁”一名就是祝愿国内普遍安宁的意思。 

三摩耶庙位于今西藏拉萨东南120里,雅鲁藏布江边,创建于公元797年,相传唐中宗金成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其子弃松德赞仰慕唐朝文化,修建此庙,在此广弘佛教。 

 普宁寺规模宏大,占地约23000平方米,综合汉、藏两地的寺庙建筑形式。碑亭内矗立着《普宁寺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寺内的大乘阁高36.75米,外观正面六层重檐。阁内矗立着一尊高22.28米,为中国最高大的一尊木雕千手千眼观音佛像。这尊佛像胸围15米,重约110吨。整个大佛的全躯靠一个由松柏等木柱组成的框架支撑。木框架的中心,有一根直径65厘米,总高25米的巨大木柱。它上通大佛头顶,下面通过大佛脚下的莲花宝座,深插地下达3.6米。在这根中心柱的周围,还有逐渐向上向里收缩的戗柱和边柱共14根,也深埋地下。大佛头顶上还有一个1.2米高的小佛,传说那是千手千眼观音的老师无量佛。将它置于头顶,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清宫普宁寺档案》是清宫所藏有关普宁寺问题的专题档案,是该寺档案的首次系统公布,包括乾隆朝至宣统朝有关该寺问题的主要档案,涉及到清朝内阁、宫中、军机处、内务府、中央六部、热河都统衙门等十几个机构的清代皇帝围绕该寺问题颁发的谕旨诏令,清朝皇帝在该寺礼佛活动的起居注册,中央各部院大臣及热河都统、总管等地方官员进呈的奏折、奏片、清单,官府各衙门之间就该寺事宜来往的呈文、咨文,普宁寺各处殿堂的陈设簿册,各类修缮工程的奏销黄册等等。这些档案集中反映了了该寺的肇建修缮和沿革管理,反映了清朝诸帝亲诣该寺的礼佛活动,反映了这一特殊寺庙在不同时期的佛像供器等项陈设详情。这些珍贵档案,翔实可靠,是现存于世研究该寺最为系统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的所有档案按编年体进行编排。按档案文件形成的时间,依朝、年、月、日先后顺序进行编排。无具奏、成文、发文时间者,按朱批、抄录、收文时间编排。有年、月无日期者,编在该月之后;有年无月、日者,编在该年之后;有朝代无年、月、日者,编在该朝年之后。没有明确时间者,根据考证推定时间,并用特定符号标示。有主附件关系的文件,主件在前,附件在后。对各类簿册档案,在按编年体汇合编辑的基础上,为避免重复,按相关原则进行挑选,这样,既在总体时间上兼顾到各朝年档册的连续性,也使有关重要事件档案具有代表性。同时,编者对每件档案都撰拟标题,并力求简练、客观、准确、规范。并注胆每件档案的来源出处。 

正如该书编者所言,“《清宫普宁寺档案》的系统公布,必将加惠学界,推动清宫佛事和避暑山庄有关学术研究的发展,这对弘扬我国历史文化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编辑说明”。 

 4.《清代中南海档案》(影印),30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西苑出版社,2004年4月。 

中南海与北海相连,统称西苑,也称太液池。它历经辽、金、元、明、清几代修建,成为京城内一座美丽的皇家园林。其中的瀛台碧波环绕,林木幽深,亭台楼阁错杂于山林之间,犹如海中蓬莱,恍如仙镜,是中南海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因而西苑的中南海部分也称瀛台。 

在清代,中南海既是政治活动中心(特别是在清末),也是军事、文化、宗教活动和器物的收藏要地,清代皇家园林的杰出代表。《清代中南海档案》此书所辑档案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文献进行编选而成,其内容紧紧围绕中南海的历史与作用,清代诸帝在此地的政务活动和生活起居、服饰穿戴和饮食宴赏,各个景点的建筑与修缮,陈设与收藏,以及诸帝就此地各景点的御制诗文等。这些档案为清史研究者、地方史研究者及历史爱好者提供了原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包括中南海在内的西苑三海山水相依,林木茂盛,既有皇家宫殿之气,又有田园山林之美。因而清一入关,便充分发挥了它紧靠皇宫的地理优势,使之成为大内之外的又一政治中心。经清诸帝特别是康、雍、乾三帝的修建经营,中南海的景点更加完善,风光更加迷人,加之清代诸帝为了规避大内严格的祖制而时常(尤其是夏天为避暑)驾临此地,在此接见大臣,处理政务。如顺治帝曾在此宴请舅舅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康熙帝常在夏天移驻于此,并仿宋代皇帝赐大臣于后苑赏花钓鱼的做法,在此“悬设罱网”,以待诸臣游钓。雍、乾二帝为加强对此地的管理,在内务府下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另外,中南海的紫光阁成为清代阅试中式武举或皇子宗室大臣侍卫等骑射之地,后经乾隆帝重修,在此悬挂战图和功臣图像、陈设纪念石、收藏得胜旗纛和俘获兵器以及方略诗册等,此地俨然成为清代的军事博物馆。清朝末年,中南海更是当时政治风云变幻的见证,光绪帝、慈禧太后常年驻跸于此地的勤政殿,办理日常事务,发布重要旨令,接见少数民族首领,举行盛大筵宴,宴请外国使臣,这里成为清代末年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戊戌变法前后,这里更成为朝野关注的中心,就是在此地的涵元殿,光绪帝接受了康、梁等人的变法主张,正式宣布变法,并在这里发布了第一道变法谕旨。变法失败后,除了颐和园和宫中之外,光绪帝大部分时间被囚禁于涵元殿,不仅政治权力被剥夺,而且身心也备受折磨,此地成为他最后的归宿。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南海曾被德军占领,被作为司令部的驻地。 

对建筑史学家而言,与中南海皇家园林建筑相关的档案文件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中南海是根据我国古代东海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的传说构思建成的,因而寓意在幻境之中。经历代特别是清诸帝的拓建,中南海的建筑更加错落有致,景色更为尽善尽美。西侧的丰泽园为清帝在先农坛亲行耕耘之礼之前举行演礼之所,此处一派田园风光。宝月楼为北览瀛台胜景、西望西山美景、东观巍峨皇宫、南视繁华街市的绝佳之地。仪鸾殿、海晏堂及仿俄馆等洋式建筑则呈现出一派欧式风格。另外,收藏宫内演奏中和韶乐是所用的古钟的韵古堂,祈雨祈晴的时应宫,举行盂兰盆会的万善殿,都别具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年间,在太液池西岸修建了北京第一条铁路,其南起中海瀛秀园门外,沿中海西岸,中南海紫光阁东侧向北,南沿北海西岸至静清斋。 

本收所辑史料,主要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内阁、内务府和宫中等全宗档案,少量选自清帝《御制诗文》、《内务府则例》和《清实录》。由于中南海在清代由内务府奉宸苑管理,因此本书大部分史料选自内务府档案。 

本书首按内容共分5卷30册,即政务活动卷(20册)、帝后生活卷(2册)、陈设收藏卷(2册)、修建管理卷(4册)、君臣诗文卷(2册)。各卷内以篇区别,例如,帝后生活卷分御膳筵宴篇、赏赐觐见篇和起居穿戴篇;修建管理卷内分修建篇和管理篇;君臣诗文卷内分帝王诗文篇和臣工诗文篇。各篇之下按编年体例编排。各件档案在确定朝年之后,原则上按照具文时间依次排列。如果文件无具文时间,则依批示时间排列;如果文件有朝年、月而无日,则排列于本朝当月之后,倘若文件没有时间,则遵照原档内容考证后列于本年或本朝之后。另外,各篇之下的档案,除政务活动卷因内容庞杂,仅按时序做出目录未拟标题,君臣诗文卷采用原诗文题目之外,其余各卷均由编者拟写了标题目录。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前言”、“编辑说明”。  

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3种21册) 

5.《恽毓鼎澄斋日记》(排印),2册,120万字,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清朝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恽毓鼎澄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就是如此。该书分类清楚得当,具有相当强的连贯性,现存《日记》记载起自光绪八年(1882年)作者中举始,至其逝世前一年(1918年)止,中间稍有残缺。内容分为六类:文献,时事,读经史子集笔记,论古文诗词,风俗民情,家庭琐细。其中文献、时事二类中含有大量的时局议论,包括奏议及相关点评等晚清史料,读经史子集笔记、论古文诗词二类,也透露出时代变迁与学术演进的若干消息。 

该书作者恽毓鼎任晚清史官十九年,其间任过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编书处总校、总纂、总办,功臣馆总纂,讲习馆总办等职,是清廷内为数不多的皇帝近臣之一。作为一名史官,《日记》从日常生活入手,保留有大量宫廷生活的细节,成为透视晚清历史的珍贵资料。另外,作者还是具有近代思想的史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任《各国政艺通考全书》的总校兼总纂。宣统二年(1910年),翰林院奏设宪政研究所,作者为总办。从此意义讲作者也是晚清新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日记》对晚清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反映颇多,其所发议论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如对戊戌变法诸君子,作者认为:“参政四卿中,谭复生捷智自矜,思以禄位宠异袁世凯,以殊荣禄,使太后孤立,即可无障碍。……盖以董福祥粗勇易制,虑袁世凯难于利用也。果尔世凯还津,而荣禄入京,径趋淀园。杨莘伯(崇伊)又袖疏密达西朝。德宗既无腹心之大臣,又乏效忠之武将。复生则志大才疏,暾首亦少年新进,虽以刘裴村年丈之持重,杨叔峤之绩学,亦依违其间,无所匡正。临时更懵然罔觉,漫无布置,不旋踵而祸作,四卿相继就逮,骈首市曹。其祸且更惨于唐之八司马矣。太后素性狠鹫,更事已久,宫中多其耳目,乃安居颐和,迹其所为,直与郑庄之待叔段无异,而以区区数书生与之解,庸有幸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近代中国的民俗风情与家庭琐细等社会的内容,这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另外,《日记》中举凡古籍版本、书画手迹、行医处方、天气天象、地理地震等均有程度不同的记载,存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同时作者又是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和医生等,其《日记》中的记载也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风云变幻的方方面面。 

《日记》原为草书,长期收藏在北大图书馆中,篇幅浩大,有百万字之多,而且有所破损,使人难以卒读。整理者史晓峰先生花了近十年的功夫对原手稿进行整理,将书中难以识读的草书,及许多不易弄清的人名与史事,一一考核,精心点校,再加上该书编辑的仔细校勘,解决了许多疑点难点,故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文字参考了戴逸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序言”。 

6. 《越缦堂日记》(影印),18册,广陵书社,2004年4月。 

《越缦堂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名列“明清四大日记”之中(其余三种为《翁同龢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该书作者李慈铭(1829—1894),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名模,字式侯、法长,后更名为慈铭,号莼客,所居名越缦堂。李慈铭一生在仕途上蹭噔,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秀才,次年补廪生,后在乡试中屡落榜。于是在咸丰年间入京靠捐纳为部郎。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补户部东南司赀郎,累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一生在生活上困顿落拓,但性格狷介耿直,其才望在同、光之际名倾朝野,被后世誉为“旧文学的殿军”,其穷数四十年笃学不怠之心力而成的洋洋数百万言的《日记》是其治学之大成,表现了李氏在诗文、考据、小学诸方面的精深造诣,被人誉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因而李慈铭在世时该《日记》就被受世人重视,“士友多传抄之”,并有“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说。清人文廷式,近人鲁迅、胡适都曾对此《日记》赞扬有加。 

《日记》的主要内容是:一,对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史事记录、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社会风貌进行了详实记述,这可补官书公牍所不载,可为后代文史学者提供一些重要史料;二,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对当时私家史书也有所驳正,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三,《日记》中有大量诗词、骈文的创作,作品具有唐、宋遗风,对于研究作者的文学创作有一家参考价值。 

此次出版前,该《日记》历时六十余年先后分三段三次才印行。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慈铭病逝,遗《日记》七十余册,分为八函,由其后人保管。当时李氏的生前好友沈曾植、缪荃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于世,然始终未有结果。其间李氏门人樊增祥(号樊山)取去了最后一函九册,后此部分如泥牛入海,音信杳无,没有归还。1919年,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约李氏故友及文化出版界二十余人共同捐资,由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影印出版了第二函至第七函稿本中的后五十一册,以《越缦堂日记》共其名。对其第一函十三册,蔡元培请钱玄同阅看,打算遵李氏遗意,为之整理后刊行。不久蔡元培听从钱玄同的劝告,为免搁置,于1936年将原稿仍交商务印书馆刻石影印,名为《越缦堂日记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影印六十四册《日记》后,此书风行海内,士林争相一睹为快。至于被樊增祥取去的第八函共九册,则因樊氏故去而不可寻,直到1988年,该部分日记手稿方重见天日,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该部分《日记》,题为《荀学斋日记后集》。 

《日记》从初次出版距今80余年,由于难见全书,一直使学林抱恨。此次的出版,收入了以上三种(《越缦堂日记》、《越缦堂日记补》、《荀学斋日记后集),共由九部分组成。分别为:一、《甲寅日记》;二、《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三、《孟学斋日记》;四、《受礼庐日记》;五、《祥琴室日记》;六、《息荼庵日记》;七、《桃花圣解庵日记》;八、《荀学斋日记》;九、《荀学斋日记后集》。时间上,《日记》起自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十四日,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4年),共四十年。此次出版使得李氏《日记》得以完整流传,同时在编排时按《日记》所记的年、月、日重新编序,新编分册目录于书前,便于阅读与查检,并对原《日记》中部分不易辨认的眉批及正文夹注小字,进行了一定的技术处理,力求清晰可辨,以方便读者,并为当今文史界提供研究资料。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出版说明”、“重印《越缦堂日记》序”、“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铭传” 、“征刊《越缦堂日记》启”、“印行《越缦堂日记》补缘起”。 

7. 《陈宝箴集》(上)(排印),1册,63万字,汪叔子、张求会编,中华书局,2004年5月。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家多难,众仁人志士于是起而奋斗,改良者有之,变法者有之,革命之有之,以救亡图强。陈宝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陈宝箴,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生于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字右铭,晚号四觉老人。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人。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授湖南巡抚。戊戌政变时,遭罢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逝世于南昌西册。其子陈三立亦为晚清著名诗人,同光体主要作家,其孙陈寅恪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陈宝箴早年亦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先在家乡义宁本地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后辅佐易佩绅的果健营抵御石达开部的袭攻,中举人后,为湘军将领席宝田幕僚,助其剿灭太平军残部。因随军积功,被叙保知府,但较同时的“中兴名臣”,其戎马生涯,功勋战绩实为逊色,亦非其为后世所记之处。他本人后来亦未对此矜夸。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陈宝箴由湖北按察使转升直隶布政使。不久淮军溃败,朝廷征调湘军,命刘坤一督师。刘坤一请设湘军粮台,并特地推荐陈宝箴兼任,陈宝箴对此管理得井井有条。以李鸿章与日签订《马关条约》,陈宝箴深切痛责,拒不往谒。对易顺鼎等人筹款购械渡海往援台湾军民抗日一事,也暗中帮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箴转升湖南巡抚,开始了他一生最有作为的任期。陈宝箴抚湘时,正值甲午战后国人梦醒,上下发愤图强之时,至于如何才能图强,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唯独陈宝箴埋头苦干,办实事求实效。赈灾救民;整肃吏治;设矿局、钱局,创辟利源;兴农工商诸实业;办学堂、报馆、学会、保卫局、吏治馆等。一时间,湖南新政成为全国榜样,其影响深远,以人才为例,自庚子(1900年)勤王、辛亥(1911年)革命、丙辰(1916年)护国,直至红军起义,其领袖唐才常、林圭、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才辈出,他们都是湖南人。他们或直接受知遇于陈宝箴,如唐、林、蔡等;或沾惠于陈宝箴,如毛泽东晚年就自谓少时就读之校乃是陈宝箴创办。 

另外,今日史学界尚对陈宝箴所言所行有许多争论。如陈宝箴抚湘时期与康、梁的关系,陈氏的“民权”标准。 

就以上而言,陈宝箴对于近代中国有巨大贡献,对近代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有一些对他的争论,这一切,都迫切需要陈氏本人的资料。但是,他的许多著作,生前无结集问世,死后又多散佚,使研究者常慨资料匮乏,也影响了史学界对其的评价。汪叔子、张求会二先生有感于此,从20世纪80年代始,即着手搜集陈宝箴的有关资料,孜孜搜采,勤勤校理,足迹遍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江西省修水县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并得到义宁陈氏后裔等人的提供的许多资料,才编成此书。 

此书收陈宝箴著作,可以说十分齐备,所收虽以陈氏自撰者为主,但尚含有以下几部分: 

第一,陈氏授意幕僚等起草而自为改定或审定并由陈氏以己名签发、发表者,间或奏议、公牍系与他人联名会衔者,又发表时托名他人然经稽核档案底稿确知系陈氏亲笔审改点定者也收入,作为正文。 

第二,对若干仅知大意的陈氏著作也收入。 

第三,与陈氏著作有关,如陈氏摺片所奉之谕旨、批牍缘起之禀呈、他人函电之与陈氏所发件属同一事由者等类,编者亦酌择若干,附于陈氏相应该篇之后,作为附文,以便于读者。 

第四,与陈宝箴有关的传记、行状(其子陈三立的《皇授光禄大夫头品项戴赏戴花翎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碑志等,编者将其作为全书附录亦收入,以助读者了解陈氏生平概况。 

本书按文体分类编纂,共分七类,按类分卷:奏议、公牍、电函、收札、文录、诗钞、联语。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将近代新兴的“电函”单独析出。各卷之下的篇目则按撰时先后为序编排,对难以判定时间的,编者进行推测。对篇数繁多的“公牍”,则据公文性质,将其大致划为详、咨、札、示、批五种,并对后四种按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吏治兵刑分类,再对批、示按地域分编。 

本书的校勘体例也堪称完备,所录各篇,均标点分段,并尽量选其原始而可靠之版本,如档案原件、陈氏手迹及原刊原钞等作为底本,再参校别本,对篇内文字的异同,凡有版本依据的一律出校注;属于根据文义校改者,一般只用相应的括号校改,不另出注。每篇均以题注说明底本出处及撰时考证。对经陈氏逐次修改的墨稿,编者也整理出注;对篇内引录的相关公文,凡已被本书收录者,编者不再做处理;凡未被收录并有可能影响对文义的理解甚至造成歧义者,编者酌为校补、出注。 

另,全书文字,一律使用规范简体字,但如若干人名 、地名等使用繁体字的特定专称,又如遇有使用简化字易引起歧义时编者仍保持繁体。通假字则不变。至于显属形近而误之字以及旧用别体写法之字,旧时贬污少数民族等的字,除个别难以断定外维持原状外,编者皆对其改正,或改为现行通用写法,并酌情出注。另外,对于全文中的补入字、改正字、缺文、脱漏或模糊字、衍字均用相关符号表示。对原文中的相关符号及行间抬空留白之处,编者亦做了相关处理,尽量做到便于读者使用。 

以上文字系参考了该书的“序”、“序言”、“凡例”。 

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2种3册) 

8.《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排印),2册,110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2002年8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报告,11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的领导小组,12月12日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于是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对于新世纪这一大型的学术文化工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体裁体例先行的方针,将之视为整个编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即如何确定合理、完善的体裁体例,直接影响这部旷世巨典的整体面貌,关系到编纂工作的质量。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在2004年初总结工作时把过去的一年称之为纂修清史的“体例年”。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组长孙家正部长提出,完成主体工程3000万字清史同时,还应写一部清史编纂史。而且自倡议国家组织纂修清史之日起,史学界专家们便极为关注体裁体例问题。于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了体裁体例工作小组,并决定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益,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于是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宜兰、台北等地组织举行了11次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就新修清史体裁体例展开热烈讨论,其中既有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也有后进才俊之士,他们或撰写文章,或咨询报告,或书面建议,或进言进策,发表一己之见。专家学者讨论过程中就编纂清史的体裁体例提出了诸多不同,甚至明显对立的主张。一种意见认为,清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今天纂修清史是同历史上易代修史的传统直接联系的,自然应采用纪传体,使之成为“二十四史”的后殿,并主张文体用浅易文言;另种意见则认为,我们今天处在新时代条件下修史,因此,新修清史应有创新性,要体现时代精神,主张体裁用当代流行的章节本,不需与“二十四史”挂钩,文体则主张用白话文。 

这次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讨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史书编纂体裁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一次讨论。为了给后世留下较为完整的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研讨、制定的历史资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下设的体裁体例工作小组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体裁研讨档案的保存与整理。同时把编辑一部清史体裁体例的文献汇编视为应尽的职分和工作的归宿。当清史体裁体例的讨论基本告一段落的时候,体裁体例工作小组就拟定了全书的编纂大纲,经研究斟酌将书名定为《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本书的编选,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指导下,体裁体例工作小组本着“实录”原则对有关材料进行搜集编选而成,它是“体例年”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学识与智慧的结晶,它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告诉人们清史体裁体例是如何制定的;这部集子也是为日后撰写清史编纂史提供了有关如何研讨、制定清史体裁体例的史料长编。 

根据该书“编辑后记”,本书选编的资料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清史纂修源起,主要是2001年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倡议国家组织纂修清史的重要文章、文件、报告等及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包括作为全书首篇的、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纂修清史的期望和要求的、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统一思想团结协作 努力把清史编纂工作做好》,新时期倡议修纂清史的先声、在清史纂修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戴逸教授2001年底发表的《纂修清史,此其时也》。 

第二部分,2003年初纂修工作启动以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主任关于体裁体例的重要讲话,以及他在吸收多方面专家意见基础上拟定的、为这一部分的压轴之作的“清史目录第六稿”,它将新修清史主体工程规划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五部分,有专家总结说:“纪以通之,志以详之,传以记之,表以系之,图以明之,总起来构成了清史历史的完整面貌。” 

第三部分,这是全书的主体,系统展现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领导下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的状况,完整汇集了专家、学者撰写的咨询报告、设计方案、书面建议160余篇。包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拟定的调研大纳(及附件),工作小组撰写的2003年上半年京、沪三次学术座谈会上专家发言、专家撰写的咨询报告和书面意见、社会问卷调查答卷的综合分析,关于体裁体例调研、论证工作的总结。为便于检索,本部分依作者汉语拼音顺序编排。 

第四部分,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初和21世纪初纂修清史正式启动之前史学界先后三次倡议纂修清史之际学者发表的文章资料,这部分材料,除有极个别文字删节外,其余一切其旧,甚至不同意纂修清史的有代表性的意见也予全文转载,以存历史真相。 

另外,书末附以历次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名单。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编辑后记”及2004年7月20日《光明日报》的《新修清史体裁体例形成的实录—<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简介》。 

9.《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排印),1册,28万字,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著,巴蜀书社,2004年4月。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一衣带水的领邦。长期以来,彼此交流思想文化,互相影响。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美雨的袭来,日本率先采用西法,实行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并对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惨败的事实使神州大地掀起了变法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唤醒国人,戊戌变法由此而兴。目前,国内对此研究已相当深入,但是,利用国外特别是日本所藏有关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目前尚不多,专著更是非常少。本书作者孔祥吉先生长期致力于晚清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先后出版发表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戊戌维新运动初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等专著及文章。本书是作者利用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科地域文化研究专业举办的“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之际前去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等处深入发掘史料,在加深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所写的对以戊戌变法为中心的中日关系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主要内容集中于慈禧太后对英国与日本在戊戌政变后掩护维新派人士逃脱,非常不满。尤其是康、梁在日本期间发表了大量反对清政府的言论,更激起了这位独裁者的新仇旧恨,于是她采纳杨崇献“联倭杀康”的阴谋诡计,派刘学询与庆宽等人,携带文物珍品到东瀛去上演了一场中日结盟的闹剧。慈禧、奕劻等人自知此举乃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故当结盟闹剧进行之时就十分诡秘,居然连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都不让知情。事后他们又千方百计掩盖此段历史,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很难找到与中日结盟闹剧直接有关的上谕、国书、密电等历史文献。但是,在作者对日本外务省资料馆等处史料深入挖掘之下,这段历史再次浮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对晚清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的中日关系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另外,作者也根据新的史料对“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叹曾纪泽之死”、“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光绪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确立—从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机密报告谈起”、“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进行了论述,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闻所未闻。如何如璋,晚近以来,由于受中法战争的影响,中外史学界对何如璋的评价一直不太好。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将何氏著作编入《走入世界丛书》以后,何如璋已作为近代中国少数早期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而受人注目了。何氏驻日期间在中日琉球事件上与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恭亲王、李鸿章据理力争,毫不屈服,还让他的下属黄遵宪考察朝鲜情形,筹划开国之策,这曾对朝鲜上下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这一切都使人们改变了对何如璋的历史评价。但是,孔祥吉先生根据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的何如璋由日本归国后向日方所写的两封亲笔信向我们揭示了:中法战争中,何如璋在金钱的诱惑下,尽其所知,向日本提供了在当时十分机密的清朝的情报。“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留存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战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由于中日之间,尚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故日本政府对清朝的军事实力不十分清楚,因而对中法战争十分关注,到处刺探情报,以图搞清楚清王朝的军事实力。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年的发生这一切,都将影响史学界对何如璋的评价。 

由此,作者指出,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涉及中国的文献尤其众多,这也为研究晚清史与中日关系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源泉,并在此书中用大量篇幅浓墨重笔论述了包括日本外务省档案在内的日本资料对晚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对如何利用这些档案、如何进行研究谈了自己的体会,读后颇受启发。 

此书还收录了近年作者的一些重要文章,如“康有为与孔了纪年”、“戊戌变法政变后的梁任公二三事”,他们显示了作者最近的研究心得。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前言”。) 

四、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2种2册) 

10.《中国新史》(排印),1册,20万字,[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 

1688年巴黎所出版的葡萄牙入华传教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是西方早期汉学名著,其价值与优点正如本书法文本译者伯农在该书法文版序言中所言:“这部书具有重大意义,可满足那些想了解那个遥远国度的人好奇心,因为它如实地、一步一步地描述了著名的中华帝国最重要的东西。”它与此前在西方出版的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1615)、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鞑靼战纪》(1654)、《中国新图》(1655)、《中国上古史》(1658)一起构成了西方17世纪关于中国知识的重要来源。国内学者计翔翔认为这部著作是西方早期汉学第一发展阶段—“游记汉学”—的一个总结和第二发展阶段—“传教士汉学”—的起点,甚至认为它已经走出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 

据本书附录、利类思神父所写的《安文思传略》,安文思,是加伯利埃·麦哲伦(Gabriel de Magah?es)的汉名,字景明,1609年生于葡萄牙科因布拉州佩特罗加斯村。幼年在其叔父家度过,后就读于科因布拉大学耶稣会书院,17岁入耶稣会。1634年申请赴印度传教,抵达果阿,在修道院讲授修辞学,两年后赴澳门。1640年随一位信教官员进入中国,到达杭州。因利类思神父在四川传教期间害病,需人协助,安文思遂获允前住,于1642年8月抵成都,。张献忠据川期间,二人随民众逃往山中。张献忠得知后命人求得,并赐以馆舍,命他们制造天文仪器。但张献忠喜怒无常,凶狠残暴,二人欲离去,但为张所拘,准备就刑,不久清兵前锋至,二人遂为清军所俘,被送住京师。从此安文思在清廷服务,并受到顺治帝优遇,历经1662年(康熙元年)教案,于1677年(康熙六年)5月6日逝世于北京,葬阜城门外。安文思自1642抵成都,在中国生活了36年,其间有30年生活在北京。1668年安文思用葡萄牙文写成一部记述中国的书,取名《中国的十二特点》,后此手稿被译为法文,以《中国新志》刊于巴黎,后又有据法文本译成的英文本(题为《中国新史》)、新葡文本(题为《中国新志》)。现在的中译本系译自英文本,并节选了英文本所无的法文本部分材料。 

安文思写这本书时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对中国已有了较了深刻的认识,由于认同利玛窦的“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他对中国的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正如该书葡萄牙手稿本名字《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样,此书讲述了中国的十二条优点,即:广大的版图(本书第二章)、悠久的历史(本书第三章及第一、五间的部分内容)、优美的语言文字(本书第四章)、丰富的典籍(本书第五章)、有礼貌和教养的人民(本书第六章)、便捷的水运和完善的公共工程(本书第七、九章)、精美的工艺制造(本书第八章)、丰富的物产(本书第十章)、有着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的孔子(本书第十一章)、发达的政治(本书第十二——十五章)、伟大的君主(本书第十六、二十一章)、宏伟的北京城(本书第十七、二十一章)。 

本书对北京的介绍最为详细,不仅介绍了王府街、土塔寺、铁狮子胡同等街道,还细介绍了皇城,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了解和认识清代历史的细节和材料,这对于今日的城市史、宫廷史等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活生生的再现。同时,本书还对清初许多历史大事提供了补充材料,如杨光先案。 

本书还收录了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纪》,该部分虽然篇幅不大(只有54页),但是记述了卫匡国当时在中国所了解到的清朝征服中国的过程,其中包括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一些片段。虽然有些记述系传闻,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卫匡国对亲身经历的记述具有一定的史真实性,对于研究明清交替具有一定价值。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译者前言”、“”“致崇高的红衣主教德斯特列阁下,法国公爵和贵族”、“法文版序言”。) 

11.《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排印),1册,33万字,[法]李明著,郭强、李伟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 

该书作者李明(Le Comte,1655-1728)1655年生于法国波尔多, 1685年,30岁的他由法国国家科学院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被派往中国康熙朝候职,与他同行的有著名的塔查尔、刘应、洪若翰、白晋、张诚诸位来华传教士。在到达暹罗(今泰国)约一年后的1687年7月,他们一行到达宁波,并于1688年2月8日到达北京,在北京呆了短短四年后,李明于1692年返回法国。此间(1685-1692)李明与国内要人的通信后被汇编成书,即《中国近事报道》,并于1696年在巴黎出版,它是“传教士汉学”的一部重要著作。 

此次该书中文本按书信分为十四章。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的报道。在信件排序上,作者并未对收信人的地位高低给以太多的重视,而是根据信中谈论的材料顺序来安排。 

第一封信介绍暹罗—北京之行,对如何来到北京做个交待; 

第二封谈的是康熙帝的召见及京师情况; 

第三封信介绍中国的城市、建筑物及中国最巨大浩繁的工程—长城; 

第四封信介绍了中国的气候、土地、运河、河流及物产; 

第五封信介绍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其悠久、杰出之处及优缺点; 

第六封信是有关中国人生活的清洁卫生和雅致奢华; 

第七封信介绍了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和道德; 

第八封信是关于中国人思想的特点; 

第九封信是论中国政治及政府; 

第十封信论中国古今宗教; 

第十一封信论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 

第十二封信是关于传教士在中国宣讲耶稣教义的方式和中国新基督徒们的虔诚; 

十三封信介绍了基督教当时在中华帝国全境得到皇帝诏书首肯; 

第十四封信则对在印度和中国所做的观察进行了总结概述。 

与“传教士汉学”的其他著作一般性的叙述不同。此书对康熙年间的许多重要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深入的介绍,如第二封信对康熙皇帝的描述:“在我看来,皇帝是中等以上的身材,比欧洲自炫身材均称的普通人稍胖,但比一般中国人希望的稍瘦一点;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是中国人式的细小的。嘴很美,面孔的下半部长得很好。他的气色也很好。人们可以发现他的举止行为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具有主宰者的气派,使他与众不同。”这可补白晋《康熙帝传》与南怀仁《鞑靼旅行记》中对康熙帝描述的不足。另外,此书对康熙年间中国天主教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这有助于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但是,此书的真正影响并不在以上两点,由于此书卷入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因而它对当时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中肯定了中国的祭礼、祭祖风俗,赞扬了孔子的思想,甚至认为,从中国的编年史来看,作为诺亚后代的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比欧洲还要早,还要纯洁,并以此批评欧洲:“草创之初,中国也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高明多少,他们几乎是从人类的起源中寻觅到了神灵和宗教的最初事迹。诺亚的儿女散布到了东亚大地,很可有建立了这个王国;大洪水时期,他们领教了造物主的威力,从而也认识了造物主,连其子子孙孙都对他有莫名的畏惧。时至今日,从中国人的历史中还可以找到那些雪泥鸿爪,所以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真正的上帝信仰,谨守着最纯斗的道德准则;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地方却谬误百出,思想堕落。”李明甚至认为“一个王国的伟大的人,并不总是身居高位贵为国君的人”,“真正的贵族并不取决了血统”。在这方面,李明比同时期的其他人走得更远,说得也更为尖刻。因而该书出版后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四年间再版五次,还被译成英、意、德文出版。但该书所言也惹恼了当时的正统神学家,1700年,该书被提交法国教士大会审议,法国索尔邦神学院(今法国巴黎大学前身)下了禁书令。李明也因此书失去了担任布尔戈涅夫人忏悔师的美职,并被责令去罗马教廷听候安排。1704年罗马教廷做出最终裁决,正流派获胜。从此,该书被尘封近三个世纪,直至1990年才由法国菲布斯出版社根据1679年的原文极其完整地再版。 

但是,“他的关于国家的论述成了思想家和哲学家汲取的源泉。他的同时代人从中认识了一个量才取士的中国,在那里,文人和政客同样受到重视,甚至更受器重。沃邦从他关于王国行政体制的详细描述中受到启发,从而建立了国王德主义(Disme royale)的国家行政体制草案。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贤明的中国人的形象给贝尔及后来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思想打上深深的印记。伏尔泰狂热地敬奉孔子并把他的画像虔诚地供奉在自己的书房里。”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中文版序”、“译者说明”、“1990年法文版序:上帝创造了中国”。) 

五、其它(1种1册) 

12.《清史译丛》(第一辑)(排印),1册,22万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清史纂修是21世纪中国的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对于如何纂修出一部高质量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为二十四史之后殿的传世之作,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举办的关于体裁体例的讨论会等各种会议中,各位专家对此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为大家所认同,即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李岚清同志在2003年1月28日就清史修纂发布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编纂清史时“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戴逸主任在2003年7月17—18日举行的“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上更明确了这一点,“清代历史的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清代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情况。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出现,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如对清朝建立起了巨大作用的、自西方传入的“红夷”大炮,顺、康时期的来华传教士汤若望、徐日昇、白晋、张诚、李明对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如天文仪器、舆图的绘制)发展的作用,康熙初年著名的历法之争、礼仪之争,南美洲高产作物白薯、玉米、花生等传入中国与推广、墨西哥白银的涌入与康乾盛世的关系。到了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与西方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当时中国的许多事件都与西方有关,若缺少了西方的有关史料,对那段历史有些事件的解释也许是不完整的。近日由巴蜀书社出版的《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就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对戊戌变法之后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阐述。 

同时,在现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从而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光大中华文化,而且能促进全球文明。另外,清史纂修过程中对清史的研究也需要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以便更好的阐释清代的历史,为清史纂修服务。 

本书所选大多为清史方面或世界史方面知名学者的文章,如戴逸教授的“在‘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耿昇研究员的“用世界眼光看清史:兼谈中国文化于17-18世纪在法国的传播”,朱政惠教授的“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以历史学研究为主线的考察”,王晓秋教授的“198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的“尤·亚·弋洛夫金使团简介”,对何芳川教授的访谈记录“清史编纂城要一面世界史的‘镜子’”,还有关于《大分流》讨论的论点摘编,内容十分精彩,对于了解国外的清史研究状况有很大帮助。 

(以上文字参考了该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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