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久前进行了政府机关改革，改革波及到档案馆。从前，俄罗斯档案馆受联邦档案局管辖，归总统政局直属。档案局的地位很高，局长由一位副总理担任，相当于部长级。现在形势有所改变。取代联邦档案局的是联邦档案代办局，地位有所降低，局长降为副部级，受文化部管辖。现任档案局局长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他也是历史学家。 

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档案馆还保留着整理、收藏和利用档案的基本职能，但是国家对档案馆的拨款减少了，档案馆为了维持生存要自筹一部分资金。 

档案馆的另一个职能是整理馆藏目录。我和国家档案馆经常打交道，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增加新的收藏库、添加设备等等。研究清史的俄罗斯学者除了利用《清实录》、《东华录》等中文史料，也利用国内档案。 

我们国家的档案馆之所以保存了大量关于清代中国和俄清关系的档案，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第一，在这一阶段，俄中外交关系开始建立和发展。第二，北京传教团在中国存在了200年。与其他传教团不同，俄国驻华传教团没有象天主教教士那样积极传教。他们只发展了少数中国教徒，而主要精力用于对中国的研究。传教团除了神职人员外，还有学习汉语、满语、藏语等其他语言的学生。他们在中国逗留的期限是10年——10年时间完全可以掌握汉语。所以，在传教团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汉学家、科学院成员，像闻名世界的比丘林、瓦西里耶夫、卡法罗夫等。因为他们是中国通，所以经常向俄国外交部提供帮助：参与外交谈判，充当翻译等。传教团留下的资料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清朝状况的描写，有许多日记，比如斯卡奇科夫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述；第二部分涉及到外交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北京传教团同时受教会和科学院的双重管辖。科学院在一开始就制订了详细的科研计划，他们与传教团的关系十分密切。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是收藏有关清史的国家级别档案最丰富的档案馆。俄罗斯的档案工作人员总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一切。”因为该档案馆的前身是帝俄外交部。我们都知道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一书，他当时是档案馆馆长，利用馆藏资料在19世纪写成了这本书。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的档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帝俄外交部档案，已被单独分离出去。现在保存的主要是17世纪到18世纪初俄中关系的档案。那里有俄中关系档，还有蒙古档。蒙古在清俄关系起过重要作用：第一批来华使团经过蒙古，并得到过蒙古人的帮助，后来蒙古归属了清朝。因此，蒙古档值得重视。这两个全宗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们在出版《17-20世纪俄中关系》系列文件集时利用了这部分档案。我们已经出版了《18世纪俄中关系》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但不准备继续出版第三卷，因为我的一位老师有一本书叫做《伊兹勃兰·特义杰斯中国旅行记》，书中利用了18世纪最后10年的档案，因此我们不再出版这方面的资料。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还有一些个人档。一些著名的国家活动家和有钱人喜欢收藏古代资料——在俄国有这样的传统。比如他们生活在19世纪，但是对16、17、18世纪的资料特别感兴趣。许多个人档，包括书信、笔记等都涉及清代中国的情况。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叫做《格里洛夫医生北京来信》。格里洛夫是北京传教团的一名医生，他在写给一个大商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情况。书信数量不是很多，只有12封。很有意思的是，信中谈到，格里洛夫曾经从北京到山东泰山旅行，当他爬到山顶看到壮观的景象之后，激动之余，竟开始朗诵起普希金的诗。那时普希金还在世，他已经开始写关于中国的诗。 

另一个对研究清史非常有帮助的收藏国家档案的档案馆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档案馆分为莫斯科和彼得堡两部分。在莫斯科的档案馆叫十月革命档案馆。我在那里工作过，那里收藏关于中国的档案，但是基本没有清代档案，因为这些档案的时间比较晚。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彼得堡部收藏着丰富的关于清朝的档案。为什么？首先，彼得堡曾经是俄国首都，帝俄外交部和清政府驻俄国大使馆所在地。当然，有许多档案已被移至外交部档案馆，但是那里仍有许多关于中国使团在彼得堡的中文和满文档案。很不幸，原来这个档案馆坐落在涅瓦河沿岸的一座很好的大楼里，那里曾经是宗教事务管理局和枢密院所在地，现在政府决定把大楼收回。档案馆被迫要关闭、搬迁。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现在彼得堡的市长曾经是副总理，负责管理档案事务。她很同情历史学家们，已经为档案馆选定了一座曾经是银行的大楼。银行大楼可以作为档案人员的工作室和阅览室，但保存档案需要特别的仓库，现在正在建新楼，建楼以及档案的整理、打包和上架最少要五年时间。 

托木斯克、伊尔库次克、乌兰乌得、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等城市的地方档案十分重要。它们大多数是边境城市，因此有好多关于清俄边界关系的档案保存在城市档案馆中。 

在地方档案馆中，应该对伊尔库次克档案馆特别关注，因为那里在很长时间曾是西伯利亚总督衙门所在地，北京传教团的许多书信是以它的名义发出的。 

此外，还有小城市恰克图，那里收藏着一些报纸“恰克图报”，这些报纸报道关于俄清贸易、清朝的重大事件及其他一些消息。 

顺便谈一下报纸资料。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关于19世纪俄国对华政策的文章。我曾经很好奇：他们从哪里得到了关于中国的信息？后来我到过英国牛津大学，看到了19世纪50年代的“泰晤士报”。原来史料来自于参加过克里木战争的英国们船长发表的材料。那时俄国与英国处于敌对状态，这些材料肯定对俄国没有什么好的评价。很遗憾，这些资料被我们的经典作家所利用了。历史学家对报纸资料应该批判的对待。 

下面谈一下专门档案。首先是帝俄外交部档案馆。它分为两部分，帝俄对外政策档案馆与苏联时期的档案。它们坐落在莫斯科不同地点，属于外交司管辖。我们在两个档案馆都工作过，因为正在整理19世纪和20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帝俄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在数量上是最丰富的。那里有俄国来华使团的档案，这个全宗叫做“中国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俄国驻华传教团活动的档案，其中包括有关清朝内部状况的报告。那里收藏着所有清俄之间的条约、协议。我们已经完成《中俄外交条约汇编》，包括从《尼布楚条约》到1916年间俄中之间的条约和协议。我本来想这次带来作为礼物送给你们，但是没有来得及，大概1-2个月后可以出版。这部汇编的特点是收录了条约的汉文、满文文本。除了条约外，还包括相关的整套文件，如议定书等。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汇编。 

日本学者柳泽明曾在帝俄档案馆工作了一年，发表了一些18世纪俄中关系方面的文章。我想说明的是，不只俄国学者，外国学者也来查阅档案，从事相关问题研究。 

在圣彼得堡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档案馆——海军档案馆。不久前，档案馆的副馆长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海军船长报告”。这些船长曾经经过亚洲各港口，从伊斯坦布尔一直到上海。他们的旅行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当时俄中关系比较正常。虽然他们不是专家，但是他们关于清帝国的描述观点比较新颖，并且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记述个人所见所闻。在他们出发前，海军总部曾发给他们训令，像科学院发给北京传教团指令那样，说明他们到达哪个国家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等。因此，那里有许多关于清朝内部状况的档案。 

圣彼得堡还有教会档案馆，当时教会对北京传教团进行管理。这也是专门档案。但是，到那里查阅资料很困难。不过，彼得堡大学已经连续五年举行每年一次的题为“东正教在远东”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彼得堡大学与彼得堡神学院共同举办，会议报告公开出版。部分报告从不同角度研究北京传教团史，有时提供新的资料。还有关于在日本的东正教传教团的研究。教会的一部分档案在莫斯科，分布在不同地方，主要在外交部档案馆。 

彼得堡在清朝时期一直是俄国的首都。我想提醒清史专家们注意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手稿部，那里收藏着20余万份手稿，是无价之宝。手稿部收藏着18、19世纪的俄国汉学家、满学家等学者们搜集的资料。我的导师斯卡奇科夫在撰写《俄国中国学史略》时，主要利用了这部分资料。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与中国的大学和机构一直进行积极合作。现在的所长是很优秀的汉学家波波娃。她懂汉语，并且经常到中国来。那里保存着比丘林翻译的《资治通鉴纲目》手稿。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我们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领导下，就开始整理出版这部分手稿。这是一项很大的工作。现在我们想继续这项工作，但是人手不够。这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我向你们公布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我们的驻华使馆要在北京建立或者已经开始建设北京传教团博物馆，因为使馆的位置正好在从前北京传教团的驻所。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手稿部保存着各界传教团团长的画像。我们现在将画像复制后挂在使馆里。第一届传教团团长伊拉里昂葬在中国，但是现在不知道墓地在哪里。 

还有一个重要藏点——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就是你们所知道的列宁图书馆。很遗憾，现在这个建筑正在修复，因此手稿部基本上关闭了。其中有一个康斯坦丁·安得列诺维奇·斯卡奇科夫部。斯卡奇科夫是传教士团团员，后来任领事，在中国呆了20年。我们只刊布了他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日记，但这只是藏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例如他曾搜集关于天文学的资料：清代人掌握的天文学知识是怎样的。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曾经发表中文文章，并准备写一本书，但是没有完成。他还关注清朝农业方面的资料，是继比丘林之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第一人。斯卡奇科夫部的资料非常丰富，需要工作许多年。除了斯卡奇科夫部，还有其他藏品部。希望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能够尽快开放。 

（本文根据2004年4月22日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在“俄藏清代文献与清史纂修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