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蒙古是漠西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西迁之前的游牧地为我国新疆的塔城地区。17 世纪 30 年代，由于卫拉特蒙古内部的不和睦和外部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土尔扈特部为保全自己的部落自主性，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西迁至当时还是荒无人烟的伏尔加河下游流域。随着沙俄势力的扩张，土尔扈特部无论是政治独立地位，还是民族宗教信仰都受到了严重的压迫。土尔扈特部统治者和民众强烈反抗沙俄的举措，于是在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举族东归。乾隆三十六年 ( 1771 年)，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历时八个月，损失将近十万人，终于回到祖国，于是被称为 “人类最后一次最为悲壮的民族迁徙。” 在土尔扈特部东归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藏传佛教发挥了重大作用。文章仅就藏传佛教因素进行阐述，分析其在土尔扈特部东归中的历史作用。
一、 土尔扈特部与藏传佛教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而民族本身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认为，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莫过于形成自己的文化。这些稳定且具有特点的文化，毫无例外都会体现在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1］藏传佛教 ( 萨迦派) 在元朝开始传入蒙古诸部，后取代萨满教成为蒙古民众的主要信仰。随着元朝全国统一政权的结束，藏传佛教的影响减弱。在混乱的明末清初，藏传佛教再次强势传播，只是这次传入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
1640 年西迁的土尔扈特领袖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故地，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王公联席会议。会议制定的 《蒙古卫拉特法典》中关于把藏传佛教作为蒙古族主要信仰法律化的规定，被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很好的遵守。西迁后的土尔扈特部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直坚持信仰藏传佛教。土尔扈特部蒙古在西迁时带有大量的寺庙财产，在伏尔加河下游流域定居后，在各代汗王的主持下，修建寺庙，进行传经布道; 到各地延请高僧大德到当地进行弘扬佛法活动; 进藏朝佛，各代汗王亲自或者遣使进藏布施; 建立僧侣兀鲁斯，这个僧侣兀鲁斯可以体现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的崇高地位，因为这个兀鲁斯只向土尔扈特部的最高喇嘛负责，并不向部落汗王缴纳赋税，仅向最高喇嘛缴纳什一税和祭品［2］。经过各代汗王的努力，尤其是经过阿玉奇汗的统治，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尔扈特部更加深入人心，格鲁派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蒙古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因此前往宗教圣地西藏熬茶布施也成为包括世俗贵族在内的蒙古民众的终身梦想［3］。
在宗教氛围分外浓厚的蒙古社会中，土尔扈特部汗王正是深知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积极与西藏格鲁派上层进行联系。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会涉及到藏传佛教。如书库尔岱青，作为西迁后土尔扈特部的第二代统治者，他本人对取得格鲁派对他最高统治者地位的认同，在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帕里莫夫在 《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的历史概况》一书中认为书库尔岱青的统治地位正是 “在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下才得以巩固的”［4］; 再如阿玉奇汗，执政初期就派遣使团进藏朝佛，进藏的目的除了内心的信仰之外，也为了取得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喇嘛等上层承认和支持，就犹如父辈一样。1690 年阿玉奇经过进藏朝佛熬茶布施，获得西藏格鲁派达赖喇嘛赠给 “汗”的称号，并且得到了汗号的大印，由此阿玉奇开始称 “汗”。阿玉奇积极与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取得联系，大大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促进自己对部落统治的稳定。阿玉奇汗之后，其子策凌敦多布在部落内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没有及时得到达赖喇嘛的封号和汗印，所以在斗争中失败，只得流亡彼得堡。由策凌敦多布的例子可以看出，藏传佛教格鲁派对于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统治上层们的政治生涯有多重要。
藏传佛教格鲁派无论在土尔扈特部首领的政治生活还是民众的社会生活中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政治生活中，它关系到统治上层政治权利斗争，即是否可以取得对土尔扈特部的政治统治权，同时也关系到统治上层对部落民众统治的稳定性，如统治者进藏拜佛，争取到达赖喇嘛等格鲁派上层的支持和承认，在部落内部的统治就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就会得到巩固; 社会生活中，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藏传佛教，如出门预测吉凶、狩猎会收获多少、矛盾纠纷寻找喇嘛作为裁判者等等方面都会涉及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民众的精神支柱，涉及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到了无法撼动的地步。
二、 沙皇俄国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的宗教压迫
宗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民族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原始民族的形成及族内认同有着相当地重要意义，并且对于族内成员的行为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而且在民族的文化体系和民族成员的价值观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宗教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5］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宗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可以成为一个民族风俗习惯的写照，如果这个民族的宗教受到冲击，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必然也会发生危机。［5］
沙皇俄国深知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中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所以从土尔扈特部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之后，沙俄政府就 “想把势力伸向这些新的属民”［6］， “彼得一世亲自签署谕旨，敦促教士们学习蒙古语，以便他们争取改信东正教”［7］。沙俄政府想要对土尔扈特部进行宗教渗透，切断他们与蒙古诸部和内地各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试图去改变他们的宗教文化信仰，把他们变成东正教的信徒，使他们在不知不觉地情况下就变成了沙俄的臣民，以便达到 “使其成为 ( 俄国) 一个新的行政区域”［8］ 的目的。沙俄政府企图把土尔扈特民众变成东正教信徒，他们就 “肆无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9］。
沙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制造了藏传佛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宗教矛盾，引起土尔扈特部民众和僧侣的恐慌。在阿玉奇统治时期，“他公开宣称讨厌俄国”［10］，并经常会 “提醒俄国人，他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臣民”［11］，土尔扈特历代汗王为了抵制沙俄的宗教侵略，多次派遣使团进藏进行熬茶布施的活动，希望取得格鲁派上层的支持和认可，借助神权稳定处于逆境之中的部落政局。除了借助西藏地方宗教的支持，土尔扈特自身也积极强化藏传佛教信仰。如在敦多布达什统治时期，在奉行 《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和修订，制定了一部 “由卡尔梅克人生活状况和条件以及俄国政府对他们的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的法规 ［12］，即 《敦多布达什法规》。这部法规除了沿袭 《蒙古卫拉特法典》中关于推崇藏传佛教的政策，还针对当时沙俄与土尔扈特部关系作出的具体调整。经过汗王和民众对沙俄宗教政策的积极抵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土尔扈特人认为 “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放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这些 “土地和水是佛的”，对沙俄的态度是 “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除神以外，他们不怕任何人”［4］。
沙俄政府采用相对温和的渗透政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改变策略，进行强硬的压迫政策。企图利用金钱和爵位对信奉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人进行金钱和政治地位上的诱惑，使他们改信东正教。如果土尔扈特人不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就会受到沙俄的打压，此外还会被增加赋税，强迫性服兵役。此时的沙俄政府推行的是扩张政策，与周围邻国进行战争，而土尔扈特蒙古骑兵由于其骁勇善战而为沙俄政府所觊觎，部落中很多年轻人都被征调，“沙俄征调的而死的人数达七八万人”［13］，派到战场上的土尔扈特人，“当其前锋，归来者十之一、二。［14］”土尔扈特的青壮年由于沙俄强迫服兵役而损失严重，已经影响到土尔扈特部落社会的发展。沙俄政府对于土尔扈特人信奉东正教的人数还有硬性规定，“蒙古数人中必有一人信东正教”［15］。沙俄为推行自己的宗教侵略政策煞费苦心，在强迫性的政策之下，又有利诱。“发给先皈依者相等的薪饷，并且由政府出面拨给他们土地，新建村庄和教堂”［4］，大量的土尔扈特人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重负，被迫改信东正教，加入俄国国籍。大量民众被迫改信东正教，加上由于服兵役而损失的人口，藏传佛教信徒减少，致使传播受到影响。
相对于沙俄针对土尔扈特部民众的做法，对于土尔扈特上层的分化政策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在加入俄国国籍的土尔扈特人之中，并不缺乏上层贵族。如策楞凌，本为阿玉奇汗堂叔杜加尔之子，1672 年在莫斯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随后率领其部迁往俄国境内居住［16］。再如贵族敦杜克夫家族早已东正教化，而且沙俄还妄想 “让敦杜克夫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19］，取代渥巴锡的统治，使土尔扈特部彻底东正教化，以便 “使其成为 ( 俄国) 一个新的行政区域”［8］，达到沙俄政府把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变为一个新的行政区域的最终目标。沙俄为建立新的行政区域，民众必须为东正教的信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把改信东正教的汗王敦多布旺布之妻赞安封为敦杜科娃公爵夫人，并计划 “一旦公爵夫人敦杜科娃成为卡尔梅克人的政府首脑之后将强迫全体卡尔梅克人接近东正教”［4］，致使土尔扈特 “蒙古社会各阶层人心惶惶”。［17］
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的宗教信仰进行压迫，不但在精神文化上进行侵略，更是要推翻信仰藏传佛教的渥巴锡的统治。无论是作为统治者渥巴锡，还是部落民众，都不会让沙俄変民众为东正教信徒和把土尔扈特部変为己属的阴谋得逞。最后于乾隆三十六年 ( 1771 年)，武装起义，返回祖国。土尔扈特人至今没有忘记他们在俄国居住的那段时间，当被问及为何回国时，他们就会画一个十字架，说他们在俄国被强迫改信这个，所以就离开那里回国了［18］。斯文赫定认为，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的原因就是 “从俄国伏尔加河再次长途返归，其主要原因是苦于从俄国入西藏熬茶的不便”［19］。由此可以看出，土尔扈特人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信仰是虔诚无比的，无论沙俄政府怎样进行宗教压迫，始终不改变自己的信仰。沙俄进行宗教压迫的第 27 卷 第 1 期 闫志伟: 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蒙古东归中的历史作用原因就是为彻底掌控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渥巴锡为了保持自己部落的政治独立性和宗教信仰，东归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三、 清中央政府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
土尔扈特部首领在东归后，曾多次向清朝中央表示 “俄罗斯不兴黄教，愿依大皇帝兴黄教之地，以安部众”［20］是自己回归的原因。沙俄政府强迫西迁的土尔扈特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改信东正教，放弃原来的藏传佛教信仰。但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阶层民众中传播开来之后，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社会中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影响着蒙藏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土尔扈特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藏传佛教的信仰的。
与沙皇俄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的就是清朝中央对蒙藏民族宗教所采取的政策，“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清统治者看到了藏传佛教在蒙古诸部中的作用，所以为安定西部和北部边疆，稳定统一政权，非常重视和推崇藏传佛教。蒙古诸部在清中央政权采取推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后，对中央政权也是更加支持。西迁后的土尔扈特部汗王得知清中央政权推行优待藏传佛教，而且还重用蒙古诸部汗王，并且在土尔扈特各代汗王进藏熬茶布施的过程中，亲自体会到了清中央政府对于土尔扈特部进藏熬茶布施是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土尔扈特部对中央政权的信任。如在乾隆十六年 ( 1751 年)，土尔扈特汗王敦罗卜喇什派遣吹札布使团前往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后乾隆帝派大臣护送其去西藏礼佛。对于土尔扈特回归，乾隆帝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俄罗斯素不信佛，土尔扈特在彼俗尚不同，知伊犁振兴黄教，因思还归故土。［21］”可见，乾隆帝也认识到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回归的历史事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中央政府对蒙藏民族民众采取尊崇藏传佛教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于处于逆境中信仰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人更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也就会使得土尔扈特人在面对沙俄的宗教压迫时，更加容易接受清中央政权。清中央政府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取得了蒙藏民众对清中央政府统治的认同，在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的事件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巨大的促进作用。东归后的土尔扈特部黄教的发展日益兴盛，与在伏尔加河流域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清中央政府在精神上给予土尔扈特部支持，在生活物质上更是大加资助。如在该部回归边境之时，中央政府就从甘肃、陕西、宁夏、新疆等地筹备大量物资进行赈济，以解此时该部生活困苦，物资计有牛羊 20 余万头、米麦 4 万多石、羊裘 5 万多件、棉布 6 万多匹，还有大量的其它生活必须品，力求改变该部生活极其困苦的状况。在对归来后的土尔扈特部进行物质支援之时，还大力妥善安置该部部众，将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的额尔齐斯、博罗塔拉等地划归为土尔扈特部今后的游牧之地。
已经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并且被沙俄政府统治过的土尔扈特部要东归，清中央政府仅仅因为自己在蒙藏民族中推行优崇藏传佛教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要大力安置众多回归的土尔扈特人吗? 答案应该不是这样简单。
清中央政府对于回归后的土尔扈特部进行了重新划分，即分而治之。清中央政府在册封渥巴锡为汗后，又册封策伯克多尔济和舍楞为亲王和郡王; 把渥巴锡的驻牧之地称为旧土尔扈特部，分为东、西、南、北四路设盟，设置十旗; 对舍楞驻牧地设一盟两旗，称为新土尔扈特部。新旧二部分属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管辖，最后又归于伊犁将军管辖。对回归后的土尔扈特部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笔者认为这种政治考虑必须与藏传佛教联系在一起。
土尔扈特部在西迁后，与故地的蒙古诸部和西藏地方的格鲁派都有着积极的联系，清中央政府对东归的土尔扈特部采取怎样的态度，关系到西藏宗教上层的同时，也关系到西北蒙古诸部对中央政府的认识态度。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大力妥善安置回归的土尔扈特人，既可以使西藏地方宗教上层统治者看到中央政府对自己是真心优崇和扶持的，又对西北蒙古诸部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更加有利于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治理，有利于全国统一局面的稳定。
结 语
在土尔扈特回归的诸多原因中，藏传佛教的宗教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沙俄的宗教压迫，使土尔扈特人感到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情感受到严重伤害; 土尔扈特汗王为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定，积极与蒙古诸部和西藏格鲁派进行联系; 通过与西藏和蒙古诸部的联系，又了解到清中央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心生向往，回归祖国。从本文三个层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东归中的促进作用，正是藏传佛教使中央政府、西藏地方和西迁的土尔扈特部蒙古联系在一起，发挥了中间纽带的作用。
从清中央政府对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妥善安置的史实看，对于现在国家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并不能仅仅当做宗教问题来对待，需要看到更深层面。对我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等方面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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