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是中国东北边疆史研究真正走向繁荣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方向上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本文主旨在于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择其要端加以评述，通过回顾与展望，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上述主旨，对相关研究成果并未面面俱到，也难免挂一漏万，乖谬之处，敬请方家谅解为盼！

一、 通史编撰与理论探索

尽管早在上世纪30年代，随着两部东北通史著作的编撰，东北边疆史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其后即陷入长期的低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再次出现通史类著作的编撰。1998年，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六卷本出齐，共计420多万字，在目前已出版的东北通史类著作中内容最为丰富，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意义。其后又有宁梦辰著《东北地方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其中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列入“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是第一部以边疆通史命题的东北通史。这些通史类著作虽然“多偏重历史过程及事件的叙述，较少史地考证”[1]，但却涉及到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范围、历史分期、东北本土族群历史地位等基础性、理论性问题，因而对于同时代的研究具有规范和引领作用，由之亦可通览同时代东北边疆史研究的整体面貌。

（一）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范围

如何确定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关系到中国历史疆域问题。上述通史类著作基本上是以各时期皇朝统治范围或者历史上各族人民曾活动过的地区为标准，由此形成的东北边疆历史疆域范围大致是：“以今日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中心，最大范围包括有西起河北省东北部、内蒙东部及贝加尔湖地区，东至库页岛及日本海西海岸之间的广大区域；但在各个具体历史时期中，视当时疆域管辖、机构设置、民族居地及文化分布等情况，所涉及的地理区域也相应有所变化。”[2]

（二）东北边疆史的历史分期

从历史分期看，各部通史都有自己的不同出发点。例如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延续以中央王朝为主线的传统，同时考虑到东北地区社会形态发展的特点，进行如下分期：夏代以前为原始社会；商代中前期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燕后期至秦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自汉迄清为封建社会，其下又分三个小段，汉至南北朝为初期，隋唐迄辽金为中期，元明清为后期。而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则试图打破以中央王朝的更替为东北古史分期依据的传统模式，从东北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出发，进行新的分期，即蒙昧与文明的开端时期；东北民族政权分立迭起的时期；隋唐王朝羁縻统治时期；辽金北方王朝统治时期；元明清中央王朝统治时期。

（三）东北本土族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古代东北地区族群众多，[3]有著作指出：“各民族的变革、生灭兴衰，构成了东北历史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有这么多的少数民族，虽说文化落后于汉族，却屡屡成为中国或半个中国的主宰”。 [4]有的著作进一步指出：东北古族群进入中原，“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气，为中华民族族体之熔铸注入了新的血液，为缔造祖国的文明谱写了独特的篇章”。[5]

总的来看，目前东北边疆通史的撰写，还是延续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形成的边疆史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一些理论框架及由之生发的话语体系有待修正。孙进己就东北史的研究范围、特点、分区、种族和语言、民族和民族共同体、政权建置、经济类型、社会性质、考古文化、关系、分期等12个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大多提出了新的思考。[6]李鸿宾就东北诸族南向拓展原因这一个方面做理论概括，认为，从结构上讲是中原文明对东北政治体的强烈吸收力和影响力，东北内陆自身实力超出区域限度的发展与中原王朝结构性伸缩的拉力是内外动因。[7]

二、 专题研究

（一）历代中原王朝东北边疆治理研究

程妮娜著《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和《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这一领域历时性、贯通式的专题研究。前者侧重东北地区中央政府和区域性政权的各种行政机构的建立，总结统治政策、机构职能及其建置特点。后者较比前者内容更为丰富，包括历史治边思想、边疆民族地区建置、人口迁移与边疆治理、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民族文教举措等六个方面。

除了贯通式著作以外，更多学者着眼于某一朝代，或者某一朝代的某一特征。

（1）燕秦汉时期

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是中原王朝开始在东北地区设立郡县，开创中原王朝东北边疆直接统治的先河，值得关注的是以下研究。

关于郡县建置及相关史事研究。自燕昭王以来，即在东北地区设置辽西、辽东两郡。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足，一些都尉、县的城址还没有定论。本时期相关研究的重要突破是考古资料的发现与应用。例如，随着沈抚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学界对于分布于这一带的秦汉辽东郡中部都尉治候城的方位也进行了新的讨论。王绵厚著《沈抚交界处“青桩子”古城的新发现及考古学意义——兼论秦汉辽东郡“中部都尉”与“侯城县”的关系》一文，指出燕秦汉魏时期辽东郡“中部都尉”、“侯城县”、“玄菟郡”等重要城市建置，其故址应分别在今东陵区上伯官屯东“青桩地”、沈河区“宫后里”和上伯官屯古城。[8]该文既注重考古新发现，又从文献上对候城、候城县、中部都尉治、内迁而来的玄菟郡加以区分，对于燕秦汉东北郡县城址的探索具有标杆意义。值得提及的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永陵南城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对于深入研究第二玄菟郡，甚至是整个西汉东北边疆统治体系都具有重要价值。可惜目前为止的相关研究还局限于考古学。这一领域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在史地考证的基础上，对制度建构、历史发展演变等更深层面的探索。例如范恩实对西汉时期东北边疆统治的制度建构，即由郡县制、分部都尉制和册封制共同构成的统治体系的讨论。[9]苗威《乐浪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对乐浪郡设立的背景、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统治机构、民族构成，以及经济、文化、周边关系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特别是对乐浪郡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做出准确评价，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方面的专著还有赵红梅出版的《汉四郡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8年版）、《夫余与玄菟郡关系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9年版）。

关于燕秦汉长城研究。有关燕秦汉东北长城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一次高潮，并在90年代初形成了基本结论。[10]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新的野外调查，特别是2006年国家文物局启动“长城保护工程”，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长城资源调查，先后出版了《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东南部战国秦汉长城卷）》、[11]《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12]《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13]从研究结论看，有三种观点，一是延续传统研究思路，结合最新考古调查，进一步厘清燕秦汉长城辽东段的走向，缺乏考古学上明确的“长城”证据——墙体是这类研究最大的弱点[14]；二是扩大视野，使燕秦汉长城的范围大为拓展，但是相关研究所依靠的个人野外调查证据尚未得到考古学界的确认[15]；三是改变思路，从“长城”、“障塞”等概念入手，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据，判定辽东地区发现的燕秦汉时代的障塞烽燧遗址并非燕秦汉长城的东北段，而是相关势力进入东北地区后，构建的军事镇戍体系[16]。

（2）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中原地区陷入分裂割据，东北土著族群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与中原王朝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互动成为时代主题。讨论最多的是以册封为基础，以朝贡为手段所形成的藩属体制。较早介入这一领域的是李大龙，[17]其后黄松筠、[18]付百臣[19]接续并扩大了研究范围。近年来，程妮娜又从东北（或者东北亚）的视角进行了专题研究。[20]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朝贡册封所构建的中原王朝与东北边疆土著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是政治、文化、贸易还是外交，其中政治关系如何界定，传统研究中内臣、外臣，内蕃、外蕃，或者说作为边疆统治的朝贡制度和作为外交关系的朝贡制度如何区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别是与国际学术界加强对话与交流，共同探索东亚古代中心与边缘关系的恰当表述。

（3）隋唐五代时期

对这一时段，学界主要关注唐代东北边疆统治的军政体制，即营州都督府、安东都护府和平卢节度使。宋卿发表了多篇有关营州都督府的论文，对营州研究学术史，唐营州统治范围的变化，军事设置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21]关于安东都护府，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有专章述及“安东都护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22]其后程尼娜、[23]赵智斌、[24]辛时代[25]也都有相关论文发表。关于平卢节度使，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了早期的职官制度及任使人选[26]，以及与平卢节度使（后期为淄青平卢节度使）相关联的押蕃使问题[27]。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重要的进展，未来的主攻方向，应放在对唐代制度的深入理解，以及墓志等新材料的应用上。

（4）辽金元时期

辽、金、元为北族王朝，重视军事统治，因此这一时期的东北边疆治理，要义在于军政机构建设及对属国、属部的管理，例如吴树国对辽代东北部统军司和金代蒲与路的研究。[28]但是从成果数量来看并不多，也客观反映了相关学科目前的低潮局面。就研究本身而言，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对考古资料重视不足。实际上，考古工作在东北地区已经发现大量辽金时期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城址。例如刘晓溪等《延边州辽金时期城址及其分布情况概述》[29]记录了延边州境内的57座辽金时期城址。但是这些城址与文献记载的地方统治制度有何关系，目前还没有深入的研究。

（5）明代

明代在东北地区主要推行军事驻防与羁縻统治相结合的都司卫所制度。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概括影响辽东边疆建设的四大因素并分别展开专题研究，即明朝经营辽东的战略，辽东军食的供给问题，辽东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明朝与朝鲜半岛封建政权的关系。与以往学界的研究有所不同，该书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例如奴儿干都司几乎不存在地方管理职能；又如东北女真卫所的两重性，既是卫所长官，也是部落酋长，剥开卫所制的外衣，仍然是传统的女真部落组织，和明朝内地的编户齐民组织差别巨大。

（6）清代

清代东北边疆治理由初期的八旗驻防，到后期的开禁、移民，再到清末建省。新时期研究的重点在移民与清末新政。

关于清代东北移民。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剖析了清代东北移民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并把东北移民与整个东北边疆地区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此外，定宜庄、刘小萌、刁书仁等均从八旗驻防的旗人与汉人移民的民人之间的冲突、融合入手，探讨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变化、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30]

关于清末东北新政。高月《清末东北新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从疆域统合着眼，探讨清末旗制萎缩以后，清政府从行省制以及相应的财政、教育等改革入手，意图实现疆域的均质化，达到重新统合疆域的目的。其他相关研究则分别从地方统治机构设置、官制以及文化、教育、军事、司法制度等方面讨论东北新政的推行与历史作用。[31]

（二）东北边疆本土族群的发展及政治演生

为了与王朝史、民族史研究相区别，本文所关注的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东北边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理解东北疆域形成历程具有重要意义的族群。至于那些建立了入主中原的王朝国家，或者历史作用不甚明显的则不再涉及，例如契丹、女真、满洲、肃慎、沃沮等。同时，限于篇幅，在对某一族群的具体研究方面，也只选取研究较多，讨论有所突破的议题。

（1）新的族群理论下的东北古代族群史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人类学、民族社会学学界对民族、族群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传统客观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观论、族群象征主义论等新的理论和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新的理论思考传入中国史学术界，引发了对传统族系族源研究认识局限性的深刻反思。例如王明珂《华夏边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姚大力《“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32]等。

近年来，东北民族史学界也开始思考在新的理论背景下，传统研究结论是否反映了历史族群发展的真实面貌。有关肃慎—靺鞨系诸族群“族系源流”问题的研究，代表了这种新的学术思潮。范恩实《靺鞨兴嬗史研究——以族群发展、演化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借助英国民族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提出的古代族群演化的三阶段理论：“族类”（ethnic network）、“族群网络”（ethnic network）、“族团”（ethnic community），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材料，重新审视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间的族群演化线索，重在辨析族群兴嬗背后人群构成的差异性及认同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中，发现族群主观认同形成、发展和嬗变的证据；如何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摆脱族群客观论的影响，不能一面强调认同，一面在确定族群边界时又回归到客观论的轨道；如何更为科学地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材料相结合更好发挥考古材料的作用。

（2）古朝鲜史

历史上在东北亚曾经存在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而半岛史书中则有檀君朝鲜传说，中朝韩学者认识存在分歧，一度成为研究热点。李宗勋《近二十年来中外学界对古朝鲜的研究与课题》，对中、朝、韩三国学者的古朝鲜研究情况，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未来推动相关研究提出思考。作者认为：中国学界的古朝鲜史研究，主要学术热点在于朝鲜王朝的统治中心所在，有迁移说和平壤中心说。另一个争议问题是古朝鲜的统治范围是否向西越过鸭绿江。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中国学者大体意见一致，如认为不存在所谓檀君朝鲜国，箕子东迁造成殷商文化对古朝鲜的直接或决定性影响，古朝鲜是中国中原政权的侯国或臣国。[33]

总的来说，相关研究仍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对考古材料应用不多，未来随着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或许能够提供新的突破口。此外，借助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新视角的思考也能带来一些新颖的认识，例如王明珂[34]、孙卫国[35]的研究。

（3）夫余史研究

近年来，夫余史研究尽管成果数量不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是出版了3部夫余史专著，即李东《夫余国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军《夫余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范恩实《夫余兴亡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刘信君主持整理出版了《夫余历史研究文献汇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夫余史研究》主要从文献史料入手，对一系列争议问题，例如多夫余说与一夫余说、北夫余与东夫余、北夫余与橐离国、豆莫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涉及了夫余的国王、社会结构、官制、经济、遗民流向等问题。《夫余兴亡史》一书，在文献史料之外，充分利用碑刻、考古材料，对夫余的兴起、建国历程，与两汉政权的关系，政治结构特征，以及其灭亡对地区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总的来说，由于史料不足征，一些争议性问题还难有定论，未来夫余研究的学术进步唯有赖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当然，研究视角和选题的改变也能创造获取新认识的机会。

（4）高句丽史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高句丽史研究开始拨乱反正，并逐渐走上正轨的时期。[36]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界高句丽研究取得显著进步，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高句丽通史，在高句丽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37]《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38]等先后出版，高句丽研究全面展开，在多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史料搜集、辨析、利用方面取得一定突破。传世史料方面，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对《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进行了史源学分析；张芳《〈魏书·高句丽传〉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魏书·高句丽传》的史料来源、内容、价值进行了系统分析。石刻史料方面，主要有四个研究重点，好太王碑拓本的著录与研究，冉牟墓志的新释读与研究，集安麻线高句丽碑的发现、释读与研究，高句丽遗民墓志材料的释读与研究，由于成果数量较多，不一一列举。李乐营、耿铁华主编《高句丽碑刻资料汇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对国内外发现的高句丽碑刻资料进行了汇集和整理。考古资料方面，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报告和考古资料集。例如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国内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等。石刻史料和考古资料是目前高句丽研究的主要学术增长点，特别是考古资料已经对以往根据文献史料构建的高句丽历史体系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例如高句丽早期遗存与夫余的关系，五女山城发掘未能提供高句丽早期都城的证据，国内城始建年代较晚等，但是史学界对此的回应却不多。

二是多角度、多方法的族群兴起与国家建立研究。这一时期，此一方向主要学术发展是开始对高句丽始祖神话（建国神话）的史料价值展开辨析。对始祖传说从信古到疑古[39]，再到新视角、新理论、新材料（考古材料）下的再认识[40]。未来应该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等理论方法综合分析下，充分利用考古材料，深入辨析文献记载，形成更具合理性和说服力的观点。但是很多研究仍囿于文献记载，不敢于借助考古材料得出突破性的结论，甚或削考古材料之足适文献记载之履。

三是政治制度史研究形成阶段性成果。高句丽政治制度史研究是这一时期高句丽研究的重点领域，出版了几部有分量的高句丽官制研究专著。[41]讨论的热点问题则包括五部制度、品位制、中央管制、地方统治制度等。但是相关著作存在一定的重复现象，视角缺乏突破，在利用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原理提升认识方面也有所欠缺。

四是遗民（移民）研究成果丰硕。有关高句丽遗民（移民）问题的研究，由于墓志材料的不断涌现，成为这一时期高句丽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成果有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历史上高句丽人向外移动进行全面梳理；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高句丽移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展望，同时也做了很好的个案研究。未来随着墓志材料的再发现，还会有更多突破、发展的机会。

（5）渤海史研究

有关渤海历史问题，与国外学界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主要反映几个问题上：谁建立了渤海国、渤海与唐的关系、渤海与新罗是否是南北国，渤海多元文化的主流是什么、渤海遗民的流向与继承国意识等。新时期渤海史研究，通过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魏国忠《渤海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初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修订版）等通史类著作，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基本构建起中国学界渤海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其他学者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相关论述，例如有关渤海建国力量及其族群构成方面，有杨军《靺鞨诸部与渤海建国集团》，[42]范恩实《论隋唐营州的靺鞨人》、[43]《论渤海史上的族群问题》，[44]魏存成《渤海墓葬演变与渤海初期人口的民族构成》[45]等文章。在渤海经济、社会、文化研究方面，则有数部专著，如刘晓东《渤海国历史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郭素美《渤海国历史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郝庆云等《渤海人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梁玉多《渤海国经济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这些著作综合利用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领先地位。此外，在渤海与周边关系方面，已故马一虹女史的《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较为全面掌握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的文献、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靺鞨史、渤海史的角度按年代顺序揭示了靺鞨、渤海与其周边各国、各部族（民族集团）的关系史。

目前有关渤海的考古资料也大量涌现，特别是“三京”考古报告的出版，[46]未来应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三）清代以来中朝边界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勘界、谈判、缔约、设立界碑等近代意义的边界划分活动，直到清代才开始出现，其中东北边疆主要是中俄、中朝边界线的形成。从研究热点看，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在中朝边界领域。出版了两部具有代表性、观点又有明显区别的专著，即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 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版）、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版）。两书最核心的分歧点在于对穆克登碑初立位置的判断。陈慧延续了中国学界的传统观点，确定穆克登当初所立之定界碑, 是在白山(小白山)山顶，穆克登所判定的图们江源为小红丹水。同时通过更为丰富的史料辨析和实地踏查丰富了相关结论，判断碑经过两次移动。李花子认为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并没有人为的移动，由于穆克登将界碑错立于松花江上流, 而朝鲜地方官在立栅和修筑边界土堆时发现穆克登立碑之错误, 又擅自移动界栅于图们江源流之次派。由此推断穆克登立碑之地的图们江江源为红土山水,后世所谓“移碑说”是不成立的。孰是孰非，尚有待进一步的史料考辨，特别是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甄别。目前看来，由于清朝方面的相关文献已经毁于内阁大库火灾，因此只能依靠朝鲜方面的记载，是否完全客观有待进一步检核。两位学者虽然都做过实地踏查，但有关遗迹尚未经专业考古调查和发掘，未来如果这方面有所突破，必将有助于厘清事实。

三、 回顾与展望

（一）学术繁荣的推动因素

（1）重大项目支撑

实事求是地讲，近代以来，东北边疆史研究迟迟不能展开，难以深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东北边疆史研究终于迎来了学术的春天。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起步与加速，2002年“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下简称“东北工程”）适时启动，成为东北边疆历史研究全面发展的重要助推剂。[47]通过设立课题整理出版了系列研究资料，催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带动一批学者成为东北边疆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对东北边疆史研究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其他重要项目还有：2010 年，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重大委托项目“东北方国属国史”立项，2018年结项，500 万字15 卷本的《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即将于近期出版。[4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推出“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丛书（100册），共分两编，初编为古籍，二编为今人著作。从2012年开始陆续出版，目前已基本出齐。其中，有关东北边疆的文献和著作近30种。

除了上述国家级规划项目以外，东北三省也有一些省级规划重大项目，例如黑龙江省于2011年启动的“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截至2017年，累计立项76项，形成《黑龙江通史》、《黑龙江屯垦史》“黑龙江流人文库”、《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犹太人研究”等一批重大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49]。

这些项目的实施，对于推动东北边疆历史研究学术水平快速提升、学科体系建设日益完善，后备人才培养工作落到实处均具有关键性作用。

（2）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通过“东北工程”档案整理项目出版了《珲春副都统衙门档》、[50]《东北边疆历史档案选辑》，[51]“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也点校出版了一部分古籍资料。其他文献资料整理包括郑毅主编《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谷长春主编《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姜维公主编《东北古代民族历史编年丛书》已出《夫余历史编年》（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高句丽历史编年》（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百济历史编年》（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契丹历史编年》（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3）文献史学研究与考古研究相结合

有关东北边疆史，特别是明代以前部分，文献史料较为匮乏，而相关考古资料却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学界对此加以利用，通过“二重证法”推进有关认识，特别是在城市、军事设施、交通、经济、文化等研究领域。

（4）研究视角、方法的创新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传统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的局限。魏存成、刘晓东等考古学者均谈到如何应用考古材料的问题，指出考古材料的局限性、研究的阶段性等。[52]王绵厚讨论了东北史和东北地域文化研究的五个主要前沿问题。[53]苗威提出应将东北史研究视角调整为“东亚视野”。[54]李大龙对如何深化高句丽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包括完善多民族国家理论，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55]

（5）注重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东北边疆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大多也为周边国家学界所关注，因此加强国外相关学术信息的搜集、整理，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对于掌握学术前沿、拓展研究视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译出版的《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原称《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自1984年创刊以来，坚持不辍，译介了大量国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对东北边疆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北方文物》杂志社编译出版《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系列丛书，姜维公、高福顺编译《中朝关系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姚义田主持编译《东北亚历史考古译文集》（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胡凡主持编译《俄罗斯学界的靺鞨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宋玉彬主持编译《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文物集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文物集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等。

除了上述翻译出版工作以外，各有关科研单位也日益重视国外研究资料、成果的搜集，例如长春师范大学中国东北边疆历史研究资料信息中心，收藏中、日、朝、韩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东北边疆历史研究文献资料，共20大类，万余种、3万余册。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重视朝鲜、韩国研究资料、成果的搜集，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资源平台。

（二）存在的不足

（1）关系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形成的疆域理论、民族理论的解释力遇到挑战，例如宗藩体制、朝贡册封是否能用来界定历史疆域，汉化、同化是否能解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等。正因如此，若干东北边疆历史问题与周边国家学界存在认识分歧，目前看，的确存在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情况，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结合不够广泛和深入。由于有关东北边疆历史的文献史料十分匮乏，而考古资料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呈现井喷的态势，因此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是推动东北边疆史研究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真正能做到将两类材料有机结合，科学利用的成果并不多。当然，这主要是受到国内学科体系建设的影响，历史学与考古学分在不同的教学、科研单位，限制了学术能力的全面培养。在此学科体系下，历史学学生几乎不能理解考古学的学术体系，甚至不能判断考古学成果的优劣；同时，考古学的学生也只能初具文献解读能力，真正到了汉唐以下，史料丰富、复杂，即难以从容应对。

（3）除了考古学既提供资料又提供方法以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于历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东北边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历史解释方面，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应用还不够普遍，研究视角单一，缺少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

（4）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不畅，内容有限，效果不佳。长期以来，东北边疆史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渠道并不畅通，对于国外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以内部资料的方式译介，完整或者成系列地翻译国外研究成果的事例凤毛麟角。由此造成重复劳动、闭门造车现象一定程度地存在。

（5）学科队伍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存在较大不足。可以说，一直以来，东北边疆地区文化底蕴就落后于中原内地。1949年以后，尽管经济水平一度较高，但是学术研究并不发达。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被内地很多省区超越并不断拉开距离，这种情况对文教领域的影响是：文化发展投入不足、高水平人才逐步流失、学术传承日渐失序。由此又给本就缺乏积累的东北学术界造成更为严重的打击。就东北边疆史研究而言，学者队伍萎缩现象严重，学术能力呈现代际下滑的趋势，学术发展的未来极其堪忧。

（三）展望

通过上述学术史回顾，以及对成功经验的总结、对缺点不足的查摆，笔者认为，新时期东北边疆史研究有很多好的传统需要坚持并进一步发扬，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亟需破解的难题。要破解这些难题，促进东北边疆史研究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的指示精神，抓住关键问题，解决主要矛盾。

（1）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对东北边疆史研究的范围，对一些关键概念进行新的梳理和更为科学、合理的界定，比如说历史疆域、历史族群、民族国家等。对东北边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进行深入挖掘，对东北边疆地区及其本土族群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发挥背后的深层次因素进行广泛讨论。同时，大力推动学术平台建设，加大领军人才培养力度，做实、做活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对冷门绝学既要给予项目支持，也要在人才培养方面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保障优势领域继续良性发展，推动弱势领域稳步提升。在这方面，以往一些做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重大项目的支撑、带动作用，未来应该坚持并不断加强。

（2）加强学术体系建设。坚持和发扬学术研究中的优良传统，即扎实的文献考证、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二重证法”，同时积极践行跨学科融合发展，逐步探索并建立东北边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科学方法和完整知识体系。

（3）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边疆史领域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由大一统、统一多民族国家、宗藩体系、朝贡册封、羁縻统治、汉化等概念组成。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适应新的形势，有一些概念需要进一步科学界定、明确内涵，或做更细致的划分，有一些需要考虑是否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不适合的需要加以修正。

（4）加强资料建设。史学的基础首先是史料。在文献史料方面，除了必要的汇集、分类整理工作以外，应加强墓志、碑刻等新史料的挖掘，同时对常见史料做更为科学的史料学辨析。在考古资料方面，应该在完整性、细致性、准确性上多下功夫。同时，还要更加系统、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包括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很多时候，前人的优秀作品，是具有指导性和资料性的。在充分获取上述信息、资料的基础上，还应加大数据库建设力度，利用先进科技手段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开阔视野、创新选题。

（5）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应该对国际学术动态有实时掌握，既能够请进来，展示开放包容的心态；也要走出去，特别是把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推介出去，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竞争中积极主动。

（6）加强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目前历史娱乐化、虚无化的倾向较为严重，专业学者应在知识普及方面做更多努力，以正确的史观、准确的知识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个人乐观地认为，东北边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国，文献史料绝大多数是汉文，考古资料主要出在中国境内，加上对研究信息、成果的全面掌握，辅以现代科技手段，我们有信心、有基础、有能力打造中国东北边疆史研究领域国际瞩目的学术王国。

（作者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1]李治亭：《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

[2]佟东主编：《中国东北史》，第3页。

[3]上述通史著作均使用民族一词，本文除引文外，均使用族群一词。

[4]李治亭：《东北通史》，第5页。

[5]佟冬：《中国东北史》，第4页。

[6]孙进己：《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上、下），《东北史地》2012年第5、6期。

[7]李鸿宾：《逐鹿中原：东北诸族南向拓展的秘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8日第6版。

[8]《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9]范恩实：《论西汉东北东部边疆统治的制度建构》，《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

[10]李健才、刘素云主编：《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和郡县城的调查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11]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东南部战国秦汉长城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12]吉林省文物局编著：《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13]辽宁省文物局编著：《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

[14]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从对〈史记〉一段文字的释读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7 期；冯永谦: 《东北燕秦汉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15]李树林、李妍:《吉林省燕秦汉辽东长城考古调查概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10 期; 李树林、贾云章: 《燕秦汉辽东长城形制考古调查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6 辑，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

[16]范恩实：《燕秦汉东北“长城”考论——障塞烽燧线性质再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 年第3 期；范恩实：《再论燕秦汉东北障塞烽燧线不是长城——对李树林先生商榷文的回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17]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付百臣：《中国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程妮娜：《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

[21]宋卿：《唐代营州研究综述》,《东北史地》2013年第4期; 《试述唐代东北边疆重镇营州的权力伸缩》, 《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唐代营州军事设置探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唐代营州都督略论》，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二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唐代营州府行政职能略论》，《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及宋卿、程尼娜：《唐代营州都督府相关问题探赜》，《求是学刊》2016年第4期。

[22]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012年修订再版。

[23]程妮娜：《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 6 期。

[24]赵智斌：《安东都护府初建时行政建置考略——兼论高句丽末期政区与安东都护府行政建置的关系》，《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25]辛时代：《唐代安东都护府行政级别与废置时间问题探析》，《学问》2010年第1期。

[26]宋卿：《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7]姜清波：《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马一虹：《渤海与唐朝押蕃使关系述考》，《欧亚学刊》第四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28]王雪萍、吴树国：《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吴树国：《金代蒲与路军事问题探析》，《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29]刘晓溪、姜铭、史宝琳：《延边州辽金时期城址及其分布情况概述》，《东北史地》 2015年02期。

[30]定宜庄等：《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刘小萌：《清代东北流民与满汉关系》，《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刁书仁：《清代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变迁》，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1]王景泽、丛佳慧：《试论清末东三省道的设置与作用》，《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张士尊：《清代盛京移民与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李秀莲：《清末徐世昌改革东北地方官制述评》，《北方论丛》1998年第3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军事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齐春晓：《试述清末黑龙江官制改革》，《北方文物》2008年第3期；孟繁勇：《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

[32]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3]《延边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34]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版。

[35]孙卫国：《传世、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治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6]马大正：《中国学者高句骊历史研究的百年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37]此书为合著，作者有马大正、杨保隆、李大龙、权赫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8]此书为合著，作者有马大正、李大龙、耿铁华、权赫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39]李新全：《高句丽建国传说史料辨析》《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王卓、刘成新著《高句丽王族的族源神话建构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史地》2015年第2期。

[40]姜维公：《好太王碑及其“始祖传说”模式的意义——以高句丽早期王系为中心》《东北史地》2016年第1期；范恩实：《高句丽祖先记忆解析》《东北史地》2013年第5期；祝立业：《简析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建构与夫余衰亡之关系》，《东北史地》2015年第5期；刘炬：《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体系的几点看法》，《东北史地》2010年第6期；李大龙：《黄龙与高句丽早期历史——以〈好太王碑〉所载邹牟、儒留王事迹为中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王绵厚：《高夷、濊貊与高句丽——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先秦之“高夷”即辽东“二江”流域“貊”部说》，《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王绵厚：《试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与“卒本夫余”——兼论高句丽起源和早期文化的内涵与分布》，《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

[41]高福顺等：《高句丽官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军等：《高句丽官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高福顺：《高句丽中央官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2]《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4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44]《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

[45]《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46]宋玉彬：《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王培新等：《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47]参见李国强：《“东北工程”与中国东北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48]邴正：《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总论——〈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总前言》，《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

[49]龙江社科文献信使：《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出版成果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网》2017年7月11日，网址：https://jixi.dbw.cn/system/2017/07/11/057706726.shtml。

[50]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2]魏存成：《关于东北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读〈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东北史地》2013年第1期；刘晓东等：《先秦时期黑龙江古族及其与考古学文化对接问题》，《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53]王绵厚：《立足地域文化研究前沿把握东北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东北史地》2013年第1期。

[54]苗威：《东亚视角与中国东北史释读》，《东北史地》2013年第2期。

[55]李大龙：《视角、资料与方法——对深化高句丽研究的几点认识》，《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

（该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２期，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