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外史学界也有广泛影响。马先生于1960年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徐绪典教授，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毕业后，随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教授从事民族史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又服从国家需要，从民族史研究转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辛勤耕耘了数十年，陆续出版了五本成果的结集：《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主编及与他人合著的著作数十部。可谓著述丰厚，成就卓异。200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马大正文集》，其中部分论文即从上述五种论集中选取，同时增加了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论文二篇，以及上述五种论集未收和2003年以后发表的论文10篇。浅学如我，本无资格对该文集加以评述，但读过全书后，对马先生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执着精神和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深感敬佩，故不揣谫陋，将自己的心得写于下面，希望能借此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 中国疆域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中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马先生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疆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成果众多、选题深入、贴近现实的特点。”（《马大正文集》第588页。下引本书时，只注页码。）马先生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发表的大量论文和数十本著作，充分证明了马先生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实现“两个突破”的率先垂范者，而凝聚马先生多半生治史心血的《马大正文集》，更是一部中国疆域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中实现“两个突破”且研究内容和方法多有创新、填补学术空白之处的、优秀的学术专著，开拓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边疆研究，诚如马先生所说，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和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的边疆研究历程。他指出，自19世纪迄今，中国边疆研究出现过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这期间为抵御欧美、日本各列强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觊觎和侵扰，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何秋涛、张穆、徐继畬、徐松等政界要人和学者纷纷研究西北史地学，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20世纪20－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但这两次高潮中的中国边疆研究，以及解放后至“文化革命”结束的中国边疆研究，由于种种原因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影响，均未脱离研究面狭窄，多侧重于中国边疆史地个案研究的状况，可以说都是为了解边疆史地而研究边疆，人为地将研究内容割裂，不仅谈不上中国疆域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研究，更不可能将边疆的历史与现状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了。中国学者是这样，外国学者也是如此。1

1983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果断决策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了。此后，马先生来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他和同仁们决心扭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沉寂局面，适时地提出了开展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的研究，并领导中心制定具体研究规划，策划选题，定期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而带动和掀起、促进了第三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这期间，他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先生和马汝珩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先生和刘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先后出版。与此同时，马先生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将个人的研究领域从民族史扩大到了疆域史，在以下六个研究点上做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探索：一是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和中国疆域发展的综合研究，二是清代新疆地方史和新疆探察史研究，三是中亚史和新疆周边地区史研究，四是东北边疆史、特别是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五是当代中国边疆稳定、特别是新疆稳定与发展战略研究，六是着力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档案文献整理和边疆研究成果大众化、普及化工作。概言之，《马大正文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马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制定的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中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和构筑中国边疆学的令人瞩目的卓异成果。

1．深入探讨了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和边疆治理的内容与特点

马先生研究中国边疆史地学，重视从全局和局部来考察。就全局考察言，他的《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可说是中国疆域史的纲。马先生明确指出，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继承我们的先辈留下的两大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他在本文中对中国疆域发展阶段与历史发展大势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对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内涵、作用和特点，对中国疆域历史上难点和热点问题产生的原因、对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争议的个案（如高句丽与古朝鲜、古代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以及我们与现代分裂势力的斗争）都进行了详细而又有说服力的论证。就局部考察言，他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疆域史具有很丰富的研究内涵，尤其是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是一个带全局性的课题，尤需着力研究。马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为研究和梳理清代的边疆政策，先以唐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富于特色的皇朝为重点进行研究，随后研究清代的边疆政策。他的《渥巴锡论――兼论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一文，总结了清廷对土尔扈特部所采取的“因俗而治”：众封以分其势，兴黄教而安蒙古，因其俗而统御之统治政策，对于稳定蒙古地区的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马先生特别强调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和边疆治理的内容与特点，并用精湛的语言概括为如下四点：

（1）羁縻与怀柔 在清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各封建皇朝在与各少数民族争斗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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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言之，前两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多侧重于中国边疆史地的个案研究，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就可一目了然。如，在该书“总论”中，大多就边疆论边疆，研究边疆的定义、边疆纠纷、边疆危机与失地；在该书“对外关系”中，大多叙述欧美、日本各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活动、每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斥责清廷卖国行为，赞扬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史实等。颇负盛名的《禹贡学会》除编《中国地理沿革史》外，只有几种地理沿革图、中国地名辞典，辑录地理书籍中各种文化史料，整理历代的地理志。（第558页）外国学者中，如1934年去世的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教授出于“日人经营我东三省政策一面”，而为“满蒙丛书所收东北史地诸书”作解题，如考证明代女真的疆域、清朝姓氏，以及“自来史家所未留意”之“自奉天出辽西的路线”等。（见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

都无一例外地实行羁縻与怀柔政策，即人们常说的胡萝卜与大棒政策。在“胡萝卜”政策中，采取和亲、收抚、“离强合弱”、筑长城、互遣贡使，以稳定边疆，消除隐患，促进各民族友好往来。但当某个不肯接受中央政府统一政策和管辖，不愿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边疆部族和政权，在和平招抚无法奏效，甚至发生武力对抗时，不惜以兵戎相见。例如，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东进政策”使清廷对其一度采取的招抚、“怀柔”、互遣贡使政策变为军事剿灭为主，使其把自己引向了覆灭的道路（第142页）。

（2）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 历代中央皇朝在政治上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并设官分职。如清朝设有理藩院，专理蒙古事务。与之同时，还在各边疆地区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例如在新疆，清廷有一套完整的军事驻防制度，“在武职营官及兵额分配上，北路伊犁最重，东路乌鲁木齐次之，南路八城再次之。”（第242页）

（3）从和亲到联姻 汉唐两朝，中央皇朝在与蒙古、西藏吐蕃发生争斗的同时，大都采取和亲政策。马先生在考察公元650-820年的近170年中唐蕃间风云变幻的关系时，指出，唐蕃和亲与会盟正是这期间“双方争斗的补充与继续”，“是唐蕃争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世传诵的佳话。但他也同时指出，她们的作用是有限的（第86－87页）。

马先生还再三强调，汉唐的和亲政策到了清朝，发展为联姻――满蒙联姻，通过满蒙联姻，蒙古王公成为清朝稳定北部边疆的一个基本力量。由此，满蒙联姻成为清朝统治阶级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

（4）经济开发 马先生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各皇朝，为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为保卫边疆、开发边疆，不断向边疆地区移民和派遣军队，屯垦戍边。清朝更将其作为一项既定国策。（第102－103页）他在对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的历史进行了着力研究后，认为察哈尔蒙古的历史活动对改变新疆地区的地广人稀、发展新疆经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独辟蹊径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

马先生在1982年完成《准噶尔史略》一书的撰写工作后，就开始从事对17－18世纪卫拉特蒙古史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工作。两年后，他参加了由翁独健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撰写。工作之余，继续进行17－18世纪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工作。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卫拉特蒙古一个比较活跃的游牧民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广阔的欧亚大陆的历史舞台上，也演出过一幕幕绚丽多彩、雄武悲壮的历史画卷。马先生的《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的启示》一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该文通过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毅然摆脱沙俄的野蛮控制和残酷剥削、压榨，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地进行的一场横跨欧亚大陆、震撼中外的血与火的搏击，完成了回归祖邦故土的历程，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清前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血浓于水的关系，以及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俄国沙皇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一直采取的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和肆意掠夺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令人惊叹、深刻的思索，这就是，“中华民族构成的紧密的整体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

上述成果完成后，马先生又将研究视点移向17世纪以前和19世纪以后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方面来，先后写了《清末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和《民国初年土尔扈特蒙古亲王帕勒塔》两篇重要论文，并指出，清末新疆东路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于1904年提出的政治改革主张，企图通过保皇达到保护蒙古王公特权的目的，但辛亥革命后确实挣得了一个《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帕勒塔在1912年5月至1914年1月主政阿尔泰期间，成功地“抵御了俄国支持下的外蒙军事入侵，守卫了阿尔泰地区的领土”，防止了外蒙“自治”领土的扩大。这是他的“最大的历史功绩”（第208页）。马先生关于帕勒塔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近代土尔扈特蒙古历史上又一块研究空白。

3．站在历史脊梁上的清代新疆地方史与新疆探察史研究

在边疆史地研究中，马先生首重新疆历史研究。他的《新疆历史综论》可说是研究新疆历史的一个纲。他在文中指出，认识新疆历史必须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即新疆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新疆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的一部分。他强调，研究新疆历史，要把握两个基点，一是了解先辈们对新疆进行的开拓和开发，二是了解前人在认识新疆和研究新疆方面的丰富的积累。基于这一认识，马先生把新疆历史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西汉之后的中国历朝各代都对新疆实施开发、开拓和管理，并将其周围地区纳入到了管辖范围之内；二是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家园；三是多种宗教在新疆社会碰撞中并存；四是多元文化在新疆的共存、交融与互补，使得新疆文化从民族角度看更加斑斓；五是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悠久，就西汉、唐、清三代看，不仅规模最大、效果显著，而且依次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一个大的发展。

关于清廷对新疆的治理，马先生在《清政府治理新疆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文中指出，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在治理新疆的制度、政策上形成了一整套体系，清代新疆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军府制度，该制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管理系统，并设官分职，清廷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为伊犁将军，其下又有民政系统和军事驻防系统。这个制度“保证了乾隆中叶以后新疆地区长达百年的安定”（第245页）。清代后期，由于新疆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和卓后裔的闹事以及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军府制度瓦解。清廷适时将军府制度向行省制度转变，到光绪二十八年，新疆全省设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从而有利地抵御了国外侵略势力的威胁，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清廷对新疆进行开发、开拓过程中，新疆社会中引起社会动荡和混乱的事件层出不穷。怎样认识这一问题呢？马先生在《清朝统治新疆时期的动乱事件》一文中，对新疆社会中的叛乱、暴动、农民起义、宗教纠纷、外国入侵等事件作了基本估计，对事件的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清朝统治新疆经历了一个‘治－乱－治’的过程”，“那种认为当时新疆一直处于‘十年一小乱，二十年一大乱’的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第267、254、253页）。马先生的结论是精当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关于新疆探察史的研究，马先生指出，“新疆考察史是中国边疆考察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重要内容”（第293页）。他在《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文后“小结”中，总结了近代以降，清廷、中外学者，以及西方殖民者的新疆考察史，指出，研究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发展阶段，将其放在“新疆考察史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研究，从中寻求规律、总结经验，以推动今日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的开拓与深化。”（第291页）同时他又总结出这些科学考察成果的六个方面“都是今天应该批判继承的宝贵学术遗产”（第289页）。

4．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求真求实精神

马先生一贯强调，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其基础就是分清历史的是非。而分清历史的是非，首先要采取求真求实研究历史的态度，并“向人们揭示历史的全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天职”（第88页）。又说：“求真求实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所谓求真，即是要追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永远是研究遵循的准则；所谓求实，我理解是研究者要脚踏实地，面对现实。中国边疆这个研究对象现实感特强，研究者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自序》第4页）这在马先生研究东北边疆史尤其是高句丽历史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可说是一个典范。

研究东北边疆史，尤其是高句丽历史，不仅越来越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同时也为朝鲜半岛中朝鲜和韩国两国学者的重视。自19世纪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出于侵略和独占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罪恶目的，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高句丽历史进行“研究”。他们虽然承认箕子朝鲜历史的存在，但却绞尽脑汁地将高句丽历史放入朝鲜历史范围内。这一观点受到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黼的批驳。他在《东北通史》中写道，高句丽民族是出于我国东北夫余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为吾中华民族之一部分，立国于东北疆最久”。高句丽国家自成立至灭亡，一直是中国中原王朝的一个地方政权。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如马先生所说，中国学术界在受到中国政府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以及出于维护用鲜血凝成的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尊重兄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又受到苏联《世界通史》和日本《东洋史大系》的影响，加之学界本身研究不够，绝大多数学术著作（其中大多又属于通论的性质）“将（朝鲜）本岛北部的古族国划入了朝鲜史的体系”（第391页），而抛弃了金先生的正确看法。20世纪后期，朝鲜、韩国学者显然利用了上述情况，掀起了利用高句丽历史来增强“大高丽民族”现实认同感的民族主义热潮，不顾历史事实，否认箕子朝鲜的历史地位，大肆宣扬檀君朝鲜是古朝鲜的开端，而箕子朝鲜不是古朝鲜的主流，古朝鲜不包括箕子朝鲜，强调高句丽历史之朝鲜半岛历史性，否定其中国历史性。这种带有非学术倾向的任意歪曲高句丽历史之举动，颇值得中国学者和国内外学界中的一切正直人士的密切关注。

为探明高句丽民族和高句丽国家形成、发展和消失的历史，马先生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仔细查阅、对比、研究了有关高句丽民族和高句丽国家的历史资料和调研报告，先后写成了《略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和《再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两文。他认为，高句丽是我国古代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第一，从高句丽民族起源来看，我国学者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可以肯定的是，其先人还处于部落状态时，即朝贡、臣服于周，并一直生活、繁衍在周秦以来我国东北地区之内；从考古调查与挖掘来看，今辽宁、吉林的桓仁、浑江、集安、通化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都应该是高句丽人建国前的文化遗存。第二，从高句丽国家建立情况看，远在高句丽建国前，西汉皇朝就已对东北广大地域实行行政管理。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先后设置了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管辖范围包括我国东北和今朝鲜半岛北半部。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管辖范围内建立政权，史书记为高句丽国，实质上是在汉玄菟郡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当时的都城称纥升骨（今辽宁桓仁县境）。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内）。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又迁都平壤（今朝鲜平壤市区内）。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朝和新罗联军灭掉。高句丽国存在的705年间，无论从历史文献，还是考古调查、考古挖掘来看，“其政权性质没有变，高句丽都应该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第330页）第三，从灭国后高句丽人的流向看，高句丽国户数大体上在15万左右。按学者们的研究，其流向是，或迁居中原，或投入新罗，或投奔靺鞨（渤海），或散入突厥。其中，投入新罗、留居朝鲜半岛今龙兴江以南的约10万高句丽族人融入半岛民族，而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人中。“从这一点看，把高句丽民族作为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第330页）。而投入新罗、融入朝鲜半岛的10万高句丽族人于公元918年建立了王氏朝鲜，即所谓的“高丽王朝”，“在血缘、疆域乃至正统意识方面都不是古代高句丽王朝的直接继承”（第346页）。所以，王氏朝鲜的建立，应该是朝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开始。

马先生明确指出：“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高句丽政权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都城迁徙及战争、交流、臣属、朝贡都属于我国东北史的范畴。高句丽与中原皇朝的关系是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因此，隋、唐征高句丽不是侵略战争，而是中央为加强地方管理进行的统一战争。”（第330-331页）他还正确地提出“高句丽、高丽和朝鲜族不能混同”、“现在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是移民民族”、要“关注朝鲜半岛南北学界研究中的非学术倾向”。

马先生的论证和提出的见解，还原了历史本来面貌，因此是有说服力的。即就箕子朝鲜的地位言，不仅中国古籍中有大量记载，令人无法否认。例如，箕子当初到朝鲜时，携带了5000余懂礼仪、诗书、医药、卜筮等方面的人才，正如金毓黼先生援引《海东绎史》说，他们“教（朝鲜人）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皆从中国”。由此，完全可以说，箕子的到来，使古朝鲜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箕子受周武王封后，他认为“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1如同金先生所说，此时的朝鲜完全是臣服于周王的一个藩属国，或诸侯国。再就朝鲜史籍言，箕子朝鲜在古朝鲜的历史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东国舆地胜览》说：“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此，是为后朝鲜。”这里虽然把箕子朝鲜放在“檀君朝鲜”之后，但却承认“平壤即古朝鲜箕子之所都也”，“箕子有遗响”。2实际上承认了箕子朝鲜的历史地位。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所谓“檀君朝鲜”是否真的存在，仍是一个颇值得认真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因为“檀君”只是一个朝鲜民族始祖的神话。他的出现，与古朝鲜族的檀弓有关。说明檀君时期，朝鲜正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檀君充其量只是一个氏族首领的代称，或统称，不见得真有其人。况且他是在王氏朝鲜后期（1274－1308）出现的，远较箕子为晚，且晚了一千多年之久。由此可见，檀君朝鲜并不是一个信史，无法同箕子朝鲜相比。

关于高句丽政权的归属，马先生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学者受到前述社会形势的影响，他们的著作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以及上世纪末朝、韩两国学者普遍具有“民族情结”，因此，他又表示：“关于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政权的归属可考虑采取含混一点的中性提法。”（第331页）“对于朝鲜半岛学者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非学术化的倾向和结论，尽管我们不能认同，也完全可以在正常的学术轨道上进行讨论、争鸣，见仁见智，求同存异。”（第345页）这里表达的“求同存异”和“可考虑采取含混一点的中性提法”的见解，是一个史学家所表达的既尊重历史事实的爱国主义，又不把自己见解强加于人、尊重他国学者的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典范。

这里，还有必要就古代高句丽国的历史，谈谈研究历史疆域应依据的原则。

马先生指出：“确定历史上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归属的理论原则，是边疆（或曰“疆域”）史研究的基础。”（第396页）以往，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谭其驤教授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白先生主张以当代国界作为划分的标准，他认为“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谭先生既主张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疆域来划分国界，同时又提出以是否脱离中国中央皇朝为标志。具体到古代高句丽国的归属问题，他认为，“历史上的高丽（高句丽）……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做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在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在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白、谭二先生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受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尊重友好的兄弟邻邦的影响，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为界，划分包括古代高句丽国在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归属。对于这种见解，马先生的态度是明显的。这就是前面所说，一部分高句丽族人迁都平壤后，“其政权性质没有变，高句丽都应该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以政权性质确定政权归属，这是符合唯物史观的，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无懈可击的。但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为界，划分包括古代高句丽国在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归属，那问题将是后患无穷的。举个例子，今天的蒙古国，在有清一代直至在1924年蒙古国建立前，都是中国的一块不可分割的领土。如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为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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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书大传》卷四。

2 李荇等编：《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一《平壤府》、《平壤府·楼亭》、《平壤府·宫室》。

蒙古国建立前，其历史怎么写？再扩大一些，近代中国屈辱于不平等条约而丢失的许多领土，

其历史怎么写？再说，朝、韩学者也并不认同谭先生的见解，他们批判说：“一个国家历史可以通过时代来看，却以首都的位置来分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这不能不说是以现在的领土观点来阐述的中国人自意性解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领导者通过首都行使行政权力，从这一点来说，“以首都的位置来分的逻辑”是可以成立的，怎么能说是“中国人自意性解释”？但我们要说，“以首都的位置来分”只是一个理由，决不是主要的理由。那主要的理由则确如朝、韩学者所说，“一个国家历史可以通过时代来看”，我们认为就是当时时代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来决定。也就是上引马先生所说的话了。这里，还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凡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知道，搞政治和历史，都要以事实为依据。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搞清历史事实，再依据历史事实研究历史。尊重历史，依据历史事实研究历史，这和“大国沙文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只有抱有独特的政治目的和狭隘的民族利益，才会对历史做出“自意性解释”。

二、 中国边疆学的倡导人之一和躬行实践的积极探索者

“我的愿望是构筑中国边疆学。”这是马先生2007年回答《北京日报》记者提问时说的一句肺腑之言和良好愿望。实际上，马先生早在20余年前就已萌发此想法，并为实现这一愿望进行了许多艰苦的探索。可以说，建立“中国边疆学”，是一个蕴育于马先生心中20余年的情结。

创建中国边疆学，这是自上世纪后期一直萦绕在马大正先生头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十余年来，他殚精竭虑地为创建中国边疆学而笔耕不辍，先后写了《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组织跨学科力量对中国边疆重大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边疆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等论文，多次提出和大力呼吁尽早创建中国边疆学，并从边疆学的理论、政策、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包括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资料建设等方面做了认真而深入的探讨，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倡导人和躬行实践的探索者。马先生在构筑中国边疆学上做的主要工作是：

第一，阐述了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马先生多次说过：“边疆研究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他又指出：“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1可以说，中国边疆学是中国几代学者（其中，有的甚至用毕生精力）努力神往的一门学科。改革开放以后，马先生一来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即领导该中心制定了“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明确将“一个核心、二个服务、三个坚持”作为总体目标。一个核心是，将学科建设总目标确定为在“十一五”期间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初步理论构筑；二个服务是为边疆研究学科建设服务，为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服务；三个坚持是，坚持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坚持精品战略、出成果、出人才，坚持面向社会、继续实施开放性科研工作的思想和方针。此后，在马先生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带领和推动下，学界出现了自清中叶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对边疆问题的研究迅速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是实现了两大突破（前已述及）。这期间，马先生和许多学者在基础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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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大正：《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域和应用研究领域中发表和出版的大量具有战略性、宏观性的以史为鉴的论著，使中国边疆研究呈现蓬勃向上的大发展态势，正如著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专家方铁教授所说:“作为一个全新学科的中国边疆学已现雏形，并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1进一步言，中国边疆学一旦建立，“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能得到更充分地发展，……实现其为现实服务的功

能。”2

正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2001年初，马先生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笔谈专栏“面向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写了《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一文，文章正式向学界发出呼吁：“为创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而努力！”（第587页）从此，他把构筑中国边疆学作为自己和当代从事边疆研究学人的共同职责和紧迫任务。

第二，提出并多方论述中国边疆学的构想。

马先生指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确实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也是长久以来我的一个愿望和努力方向。”3为尽速创建中国边疆学，马先生在他的文集和其他场合多次谈及中国边疆学的构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命名 这门即将建立的新学科可称为“中国边疆学”。

（2）指导思想和最高政治原则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

（3）任务 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而全面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规律和探求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治国安邦之策。

（4）性质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应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这门综合性学科，既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同时也包括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

（5）对象 研究中国边疆，要做到历史（以史为鉴）与现实（资政育人）相结合。

（6）基本功能 可概言为文化积累功能和咨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具体言之，一是描述功能，着重解决所研究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二是解释功能，即在说明“是什么”的基础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以探寻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三是预测功能，即在解决了前两点后，进而探求“怎么办”的问题。其中，前瞻性、预测性与对策性研究是中国边疆学实用价值的集中反映，也是学科服务于实践的直接体现。四是教育功能，中国边疆学本身在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等方面给广大民众以直接影响，事实上发挥着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的两大功能。

（7）作用 有助于培养人们以史为鉴的爱国主义和自觉维护祖国一统大业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无畏精神，并化为实际行动。

（8）内涵

不仅包括中国边疆的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军事、社会、文化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还应包括中国边疆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

（9）研究类型 “中国边疆学”分为基础研究领域与应用研究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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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2 曾涛：“我的愿望是构筑中国边疆学――马大正访谈录”，《北京日报》2007年7月26日

3《骥行万里志弥坚 平生抱负在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研究员访谈》，《东北史地》2009年第4期。

究相结合。其中，“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

物等诸多研究方面。“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则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的发展和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其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有更强的现实性。

（10）研究方法 不仅包括传统的历史学、地理学，还因为考古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某些技术学科的介入，使中国边疆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所以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应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

（11）研究文献 国内外现存的正史、文集、方志、档案（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档案）、野史、笔记、碑刻、近代中外报刊、实地调查材料，以及外国人写的著作、亲历记，等等。

第三，提出有关中国边疆学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马先生于2009年5月在云南召开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学理论探讨”高层论坛系列讲座上，就中国边疆学未来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他认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应深化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对传统项目研究的开拓与深化、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的拓荒性研究 、边疆研究理论上难点的探索、现实中的热点问题研究等四大类问题应展开持续研究。马先生还指出，为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需要对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内涵与外延、功能与特点、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问题有一个明确而又完整的说法；要让管理部门认同构筑中国边疆学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又能对当前中国发展问题有用；边疆学应进入高等院校，设置相关的硕士、博士边疆研究专业非常重要，这方面要向云南大学学习。

以上马先生阐述的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边疆学的创建奠定了扎实基础。我们在此衷心祝愿中国边疆学早日创立，并为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大一统事业和多民族国家而不断地取得重要成就。

三、 马大正先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法

马先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数十个春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丰硕成果的取得，固然与马先生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边疆史地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以史为鉴的良好学风分不开，同时也与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法分不开的。

如所周知，广泛收集各种史书、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关键。马先生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对各种史书、资料（包括社会调查、田野调查的资料），都力求兼容并蓄，并不断挖掘新史料，以正史结合档案、方志、文集、野史、笔记、碑刻、近代中外报刊、实地调查资料，以及民族语言文字、外国人写的著作及亲历记等，相互参照，互为补充，综合地进行研究，从而突破了以往各学派的局限，并做出许多开拓性、创造性的重要贡献。试举几例：

18世纪中叶，清廷为保卫和开发新疆，特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兵丁西迁新疆以戍边，构成了一幅西进的宏伟图画。这些西进者在保卫和开发新疆的活动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在这股西进洪流中，察哈尔蒙古的戍边队伍占有重要地位，立有独特功绩。然而，他们的西迁新疆历史却不可思议地成为清史、蒙古史和西域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一些有影响的清史著作、西域史专著和有分量的蒙古史专著，或对之基本未加涉及，或失之过简，或一笔带过，致使这段历史至今仍留下许多待解之迷。马先生在依据正史的同时，下大力钻研档案资料，特别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检索出1056件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寄信档和议复档，在编辑《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的同时，对西迁之举的决策、西迁时间与人数、安置地之变迁、民族间的友好与互助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勾勒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壮观的完整画面。马先生据满文档案而做的这一研究大大地填补了察哈尔蒙古历史的空白。

马先生很注重清末期刊的检阅和研究，并不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前述的他勾勒出的帕勒塔一生政治生涯及评价可为证。

马先生还很注重社会调查，并以此或证实史书的记载，或纠正流传中的讹误。例如，土尔扈特部在乾隆三十六年万里回归祖国后，得到了清廷的妥善安置。据史书记载，土尔扈特部回归后所获的游牧地，无论是裕勒都斯草原、博斯腾湖畔，还是和布克赛尔、精河、乌苏等，都是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然而，一位西方学者却引用一则不知来源的土尔扈特谚语，讥讽清廷拨给的都是不毛之地。马先生1982年经过亲临上述诸地考察，证明史书记载是真实的，“果然名不虚传”，而那则不知来源的土尔扈特谚语是靠不住的。（第167页）再如，居住在和布克赛尔县城东南约5公里有一处传说中为卫拉特先祖巴图尔珲台吉时代的古城遗址（巴图尔珲台吉曾在这里制定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对此遗址，汉文记载甚鲜。马先生于1982年8月初，亲自来此地考察，经与文献对照，以及“从遗址残留的青砖、瓦当残片”来验证，这里确实是当年的遗址。这使流传几百年的“古遗址之谜”，得到了完全破解。（第599—601页）

马先生对方志、尤其是边疆方志颇有研究。例如，他在《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一文中，对新疆地方志与乡土志的类型、内容、搜藏情况及史料价值都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显示了深邃的学术功底。马先生指出，地方志记载着我国各地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可以说是我国独特的地方史百科全书。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利用。

马先生在《文集·自序》中，谈及“时下年岁”时，表示：要以新疆和东北两边疆的历史与现状为切入点将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再深化一步；继续为构筑中国边疆学奋斗；尽力做一些边疆学科的普及工作，使边疆学科走向大众；继续培养有实力的青年边疆研究者，使之成为21世纪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坚力量的一部分。在此，我们衷心祝愿马先生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和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原载《炎黄文化研究》第13辑，大象出版社，2011年，现内容有较多增加）